刘翠花 戚聿东 丁述磊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跨界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8日，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t20220708_405627.htm。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9.8%，同比名义增长16.2%。数字经济浪潮下，众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大量新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就业的时空限制被进一步打破，弹性工时、远程办公、职位共享等灵活工作形式在青年群体中逐渐盛行发展，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自主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者人数已高达2亿人，其中“90后”是灵活就业群体的主力军。《2021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第四期)》(2)腾讯网，《2021年春招市场行情周报(第四期)》，2022年3月7日，https://new.qq.com/rain/a/20220307A04CLO00。数据显示，2021年灵活就业群体中，因“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而选择的人占48.7%，因“正式工作外增加一份收入”的人占比46.9%，“工作与生活更加平衡”是青年选择灵活就业的最青睐之处。灵活的工作方式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引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2022年8月16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8/16/content_5705882.htm。提出，用人单位可通过与职工协商，鼓励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以方便职工照顾子女，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重点就业人群，青年就业质量高低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期盼与福祉。数字经济时代，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促使青年就业更具灵活性、弹性化，为了促进青年工作与家庭平衡和提高就业质量，强化精准就业帮扶和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形成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避免出现交通拥挤、资源消耗的情况，许多雇主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在家里、户外等办公场所外的远程办公方式，但囿于该种工作方式存在知识分享、员工工作监管、技术阻碍等方面的局限性并未被广泛采纳。聚焦数字经济时代，各种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弹性工时、远程办公减弱了许多阻力，并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诸如元宇宙、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助手、云共享等数字技术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及管理员工的工作情况，有效留存了员工办公的数字足迹；
而学习通、钉钉、飞书、微信、腾讯会议等各种智能办公APP的广泛应用可以进行远程的音视频及文本交流，实现在家里或者任意地方就能随时分享知识及编辑数据，从而有效克服了远程办公的社会孤立和知识隐藏的缺点，打破了时间及地理距离对工作的限制。弹性工时、远程居家办公不仅提高了办公管理的灵活性、节省租金及办公设备的运营成本，还可有效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增强灵活弹性安排(Bloom 等，2014)，从而创造更多价值并实现公司与员工的双赢。据《2022年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4)智联招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2年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2022年6月20日，https://www.100ec.cn/detail-6613405.html。显示，远程居家办公职位招聘的主力行业有互联网、数字化、单体化、知识型行业，主力城市有北上广深，疫情后中西部城市占比不断增加，云办公成为新型工作趋势，显示出应对疫情危机的强大韧性。
数字经济时代，青年群体中弹性雇佣的规模越来越大，弹性工作制在给青年就业者带来自由性、灵活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险参保不足、劳动关系存在矛盾等就业保障问题，愈发成为亟待关注的热点话题。弹性工作制最初是为了解决劳动效率低下、工作压力较大等一系列工作问题，然而关于弹性工作制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支持者认为，弹性工作制侧重关注员工的多元化、灵活性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工作—家庭冲突，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压力和提升就业质量(刘永强和赵曙明，2016)；
反对者认为，弹性工作制多为企业单方面提出，劳动者不能充分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存在企业加班时间较为隐性、加班费用不能有效支付等问题(杨菊华，2018)，还有学者指出弹性工时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提高了边界的渗透性，工作时间反而因此会延长(梁萌，2019)。可见，已有研究关于弹性工作制度能否有效提升就业质量和缓解工作压力莫衷一是，仍存在争议。现如今数字经济时代，聚焦青年群体，不同时间、地点、雇佣方式类型的弹性工作分别会如何影响青年就业质量？内在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收入等级的青年群体又存在怎样的影响差异？这将是本文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构建青年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并进行测算，深入分析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对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收入等级青年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而为努力完善弹性工作制度和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各种数字技术应用推动劳动者就业观念发生转变。借助互联网赋能，越来越多的青年更加青睐灵活自由的工作，不断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加重视自身价值与平等自由(丁述磊等，2022)。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5)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2021年4月8日，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3755&isfree=0。显示，弹性工作时间是求职者选择灵活就业最大的吸引力。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组织模式不断进行数字化变革，平台化、柔性化、远程办公、弹性工作、灵活雇佣等新就业形态盛行发展，劳动市场数字生态通过全面接入跨场景、跨时间、跨区域的数字化触点，逐步打破工作岗位对时空的限制，呈现开放、灵活、共享的新态势(杨伟国等，2021)。同时，众多青年劳动者可依据爱好、能力、时间自由进行网络平台就业，借助远程办公软件实现居家办公、移动办公等弹性工作方式，不仅维持企业运转与工作岗位稳定，更对自身就业质量产生重要影响。
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反映劳动者从事社会工作所得到的工作条件的优劣程度。学术界对就业质量内涵界定一直在不断推进，国外学者研究较早并相继提出了“工作生活质量”、“体面劳动”、“工作满意度”、“高质量的就业”等概念，不同概念从不同角度分别阐释了就业质量内涵。“工作生活质量”重点强调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两者间良好的平衡关系是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Nadler和Lawler，1983)。“体面劳动”重点强调就业的自由和有尊严，应该是非强迫的、机会平等的、安全的工作，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应有丰厚的工资水平、社会保障福利、劳动权益受到保护(Anker，2003)。“工作满意度”重点强调劳动者从工作过程中获得的效用，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能够很好地评价劳动者的主观感受(Eurofound，2012)。由于国情特殊性，判断标准相差悬殊，国外一些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就业质量问题进行研究。“高质量就业”是国内学者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目标后，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充分就业”，并着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于测评就业质量广泛认可的事实是就业质量为多维度概念(Leschke和 Watt，2013)，但从维度选择上多由数据驱动。概括来讲，已有研究测评就业质量有主客观和宏微观之分。一方面，从主观角度出发，就业质量定义为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关注对工作的主观评价，通过劳动者的情感、工作满意度等福祉来测量(卿石松和郑加梅，2016)。从客观角度出发，就业质量强调劳动者的客观工作特征，如收入水平、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发展空间、工作稳定性、工作环境等方面(明娟和曾湘泉，2015；
邓睿，2020)。另一方面，微观就业质量是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及固有特征满足其要求的程度，包括就业环境、工作条件、主观感受等所有与劳动者个人相关的要素(苏丽锋和陈建伟，2015)。基于微观视角，近年来已有文献多是聚焦农民工、大学生、女性、流动人口等群体进行就业质量研究(张原，2020；
彭正霞等，2020；
杨超和张征宇，2022)。宏观就业质量则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情况和资源配置效率情况，包括劳动生产环境、就业者的生产效率及对经济生活的贡献程度(赖德胜等，2011；
戚聿东等，2020)。因此，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继续关注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并从主观和客观层次更全面测评其就业质量，包括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高低、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及强度、工作满意度等。聚焦当下，已有研究指出青年群体就业仍存在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加班现象较严重、起薪增长率较低、社会保障较缺乏等现象层出不穷(孙妍，2022)。此外，青年就业还存在工作稳定性较差、工时偏长、就业匹配度较低、培训及职业发展机会有限等问题(刘华和胡文馨，2021)。可见，未来青年就业质量问题亟待关注及研究。
由就业质量的内涵可知，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就业质量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影响因素有很多，总的来说，可分为内因、外因、内外因兼备三个方面，其中，内因是指劳动者自身的个体特征及就业能力因素，外因是指自身因素以外的其他影响就业质量的外在因素。具体来看，关于内因方面，如受教育年限、专业水平、学习成绩、人际交往能力等是决定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Sullivan等，2012)。Gershuny和Klerk(2012)指出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水平的是良好的综合心理素质、团队精神、积极的就业观念。Stier(2015)研究发现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高技能水平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要显著高于低技能水平劳动者。国内学者关于内因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为丰富，如择业动机、就业心理状况、技能证书、情绪智力、就业能力、专业兴趣是影响大学生就业决策及就业质量的重要正向因素(罗莹，2014；
冯沁雪等，2021)。“城市人”的身份定位通过提升对自身就业地位的认知、就业机会和社会融入进而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邓睿，2019)。此外，杨超和张征宇(2022)指出人力资本是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就业质量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且就业质量组间差异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关于外因方面，Psychogios(2010)研究发现劳资关系、就业环境、职业发展空间和性别歧视等市场因素是影响就业质量的外在因素。Findlay等(2013)从宏观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工作单位、制度体制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还有学者指出在户籍改革驱动下，居住证持有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林龙飞和祝仲坤，2022)；
人情资源、信息资源有助于实现人职匹配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邓睿，2020)；
公共就业服务会对老一代、低收入、女性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响差异，并呈现出显著的“底层保障型”特征(李礼连等，202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工作自主性，减少工作时间等来影响劳动者的就业质量(郭晴等，2022)。此外，关于内外因兼备方面，彭国胜和陈成文(2009)认为增加人力资本和发展社会资本是提升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现实选择。陈婷婷(2018)研究发现生育会降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因社会资本的介入而愈发弱化。刘华兴(2020)指出制度性场域因素、公共服务及个人特征会显著影响青年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方鸣等(2021)指出家庭特征、政策认知及创业环境均提高了创业者的创业培训绩效。总的来说，已有文献通过从内因、外因、内外因兼备层面分析了对大学生、农民工、女性、流动人口等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但目前针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文献研究相对较少，尤其从弹性工作这一外因视角分析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研究较为缺乏。
目前，学术界关于弹性工作制内涵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推进，梳理已有文献可概括为时间、空间、雇佣形式、工作内容的弹性工作制。一是关于弹性工时。弹性工作时间是弹性工作制的起源，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由哈勒提出错峰上下班，以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在欧美国家迅速普及。20世纪末期，又进一步发展出核心工作时间以工作日为单位的弹性压缩工作周、弹性信用工时制度等一系列可选择工时制度(Lambert等，2008)。总的来看，尽管早期的弹性工作制度形式多样，但本质仍是核心工时制度，是基于时间的灵活化和多元化的弹性工作制度。二是关于弹性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应用，远程办公、居家办公等工作形式愈发普遍，弹性工作范围由时间扩展至空间，即空间弹性也是弹性工作制的重要内涵(Thompson等，2015)。此后，有学者深化了弹性工作制时间—空间二维结构说，即时间弹性是指员工可调整工作时间总量和起点的制度安排；
空间弹性可分为电子协同办公、远程办公，是员工可在办公室或工作地点外开展的制度安排(Allen等，2013)。关于弹性空间的工作制度研究，弥补了研究领域单一关注弹性时间的不足。三是关于弹性雇佣。弹性雇佣可分为弹性化员工数量、弹性化非关键职能的部分人力资源需求、弹性化员工时间的非全日制工作、弹性化薪酬支付共计四种用工形式，以上四种类型在不同组织及国家中存在较大差异(Rubery等，2016)。弹性雇佣认为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包括临时雇佣、非全日制工作、自我雇佣等形式(Chevalier等，2018)。四是关于弹性工作内容。员工与企业可以签订关于在何时、何地、如何工作等互惠互利的个性化工作协议，不仅体现出弹性化、个性化和契约性新特征，也成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新方向(Lei，2021)。弹性时间、地点、个性化职业发展机会是弹性工作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工作内容及方式的再设计是对工作设计思路的超越(Anwar和Graham，2020)。王倩(2021)指出我国特殊工时制度应同步调整严格且僵化的标准工时制，放宽工时制度适用的岗位范围，确保特殊工时制度下劳动者休息权。总而言之，弹性工作制度发展至今，其内涵范围由时间逐渐扩展为空间、雇佣形式、工作内容等多个层面，未来随着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和应用将会对弹性工作产生大量需求，与之而来的其内涵范围也将会继续深化和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就业质量测评及其影响因素、弹性工作制度的研究虽取得了较丰富的进展，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局限：一方面，目前关于微观就业质量的已有文献多是研究大学生、农民工、女性、流动人口等群体，而针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测算及评价体系研究相对较少，亟待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已有关于弹性工作研究多是文献层面的述评，而立足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尤其是鲜有文献聚焦弹性工作这一视角分析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关于两者之间的定量研究值得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青年就业观念和价值追求发生了改变，弹性工时、远程办公、灵活就业等新工作形态逐渐在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中盛行发展。青年群体是从事新职业、新岗位的主力军，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战略目标下，推动青年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成为当下的核心工作之一，也是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鉴于此，本文立足数字经济时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内在机制及群体异质性，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弹性工作制良性发展和促进青年更高质量就业提供合理化政策建议。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基于主客观相结合、宏微观相结合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构建了包含工资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及强度、工作满意度3个一级指标，涉及17个二级指标的青年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熵权法进行就业质量测算及评价，以期拓展丰富青年就业质量文献研究。(2)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从弹性工时、空间、雇佣三个维度衡量弹性工作及构建弹性工作指数，利用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层面分析其作用机制，力求系统评估和准确反映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3)本文细致区分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收入等级的青年群体，深入研究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异质性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从而为不同群体弹性工作制的有效实施、促进青年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参考。
工作与家庭边界理论能够阐释弹性工作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内在逻辑。该理论最早起源于人们追求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点(Nippert，1996)，后续Clark(2000)对此进行了阐释，指出工作与家庭属于两个各自存在、边界清晰的独立领域，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在两个空间中来回进行切换，当工作或家庭领域角色进行扩展时，两者的边界出现位移，矛盾或角色冲突便会产生。该理论概括来讲，一是，工作与家庭间存在物理、时间、心理三类边界，其中，物理边界、时间边界分别是界定行为或者思虑的地点、时间，两者一般是客观的、稳定的、具象的和清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会变得模糊，如工作时处理家庭事务抑或家庭中办公；
而心理边界是由自主设定的，用来判断自己在何时何地做何事，此边界是主观的、易变的、情感的、内在的和模糊的。二是，不同角色边界间具有渗透性、灵活性、混合性，若三种特性都很高，容易受到其他领域所渗透则为弱边界；
反之三种特性都很低，不易互相受到角色渗透则为强边界(Eagle等，1997)。三是，个体因同时兼备家人与员工的双重角色，须在工作与家庭间频繁转换心理、时间及物理边界，则会产生边界跨越或角色转换(Ashforth等，2000)。当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均被满足且能与其他边界维护者友好互动时，两者趋于平衡；
反之，当角色无法满足时，则会引发摩擦或冲突。
根据工作与家庭边界理论，由于弹性工作可包括时间、空间、雇佣形式方面的弹性，以上弹性工作各维度分别从不同层面调节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进而影响青年就业质量。其一，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宽松而灵活的弹性工时打破了传统固定工作时间模式，不仅有利于缓解工作压力、增强生活幸福感，而且提高了工作与家庭的时间边界、心理边界的灵活性和渗透性，能够满足青年就业者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平衡性，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能够满足并友好互动，进一步增加了生活满意度并促进了心理健康，两者共同提升有助于提高青年就业质量。其二，远程办公、居家办公、混合办公打破了固定工作场所地点的边界、突破了地理距离对工作的限制，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出行受阻之下，众多互联网、数字化、单体化、知识型的行业成为远程居家办公招聘的主力，不仅成为非常时期维持工作运转的唯一选择，更深受广大青年群体择业时的青睐。弹性工作空间赋予青年群体特别是年轻女性更多工作地点上的自由度，并可有效缓解通勤时间长、高住房成本、无暇照料老人养育幼儿等一系列家庭事业难以兼顾的问题(Bloom等，2014)，继而便于青年舒缓工作压力、增进家庭生活参与度、提高主观幸福感，有利于心理更加健康和增强生活满意度，真正实现体面的高质量就业。其三，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共享员工、灵活用工等弹性雇佣形式给青年就业者提供了灵活就业、兼职就业的机会，众多青年群体同时兼备多重角色并不断产生边界跨越和角色转换，因其形式上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可能与其他边界维护者产生一定程度的摩擦或冲突。虽然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弹性雇佣为增加就业机会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很多群体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弹性雇佣的工作稳定性、薪资报酬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仍缺乏保障(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因此可能会降低就业质量。弹性雇佣的就业人员在劳动关系、参保、缴费和享受待遇等方面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由于担心及面临一定的失业风险，可能会导致压力大、情绪低落、焦虑等不良心理状况以及对生活感到不满意。由于调控情绪、心理特征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正向因素，两者呈现同向变动关系，也即情绪调节越稳定、心理状况越好会显著提高就业质量，而情绪调节越不稳定、心理状况越差会显著降低就业质量(刘春雷和于研，2011)。换言之，弹性雇佣的青年群体会面临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会进一步降低青年就业质量。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两个假设：
研究假设1：弹性工时、弹性空间提高了青年就业质量，弹性雇佣降低了青年就业质量。
研究假设2：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通过调节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来实现。
此外，根据工作需求—资源理论可知，不同类型工作对资源的要求不同，因此，相同的资源供给会对不同工作的工作绩效影响产生差异(Schieman和Young，2010)。如Spiele等(2016)指出专业技术人员要比对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有更多的工作要求、更具创造性，需要更多的知识及资源条件。换言之，与其他工作类型相比，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专业技术人员需要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商业及服务业人员需要投入更多的心理情感，当发生工作与家庭的时间边界跨越、物理边界跨越或心理边界跨越时，弹性工作会对以上三类人员工作绩效或就业质量影响产生较大差异。同时，根据该理论可知，不同的资源供给对相同工作的工作绩效影响效果也会产生差异(Kossek等，2015)，从而青年群体因不同性别、城乡、收入等级等因素差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分性别来看，与男性青年相比，女性青年由于家庭分工差异，需要在日常生活和照料家人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由于每个人时间资源的有限性，女性青年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精力、体力等资源供给相对较少，为了更好地兼顾工作与生活，女性青年可能会更青睐时间、地点更为弹性化的工作方式，也即从事弹性工作的男女性青年由于存在不同的资源供给会对工作绩效和就业质量产生差异。分城乡来看，与城镇青年相比，农村青年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较弱，学历、技能等人力资源禀赋相对有限，从而城乡青年两群体对于弹性工作的偏好及各种资源投入存在一定的差异，继而会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差异。分收入等级来看，与低收入青年相比，高收入青年往往有更高的财富和声望、更注重享受生活品质、心理上会更偏好工作的弹性化和灵活性，而低收入青年的社会地位较低、人脉资源有限、生存压力较大，两者在经济地位、心理需求、社会资本等资源投入不同从而会对工作绩效产生差异，也即弹性工作可能会对不同收入等级的青年群体就业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弹性工作对不同性别、城乡、收入等级、职业类型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1.概念界定
弹性工作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弹性工作制也是标准工作制的一种重要补充，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组织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弹性工作制的内涵一直处于动态演进中。概括来讲，弹性工作制的实施范围最初是指工作时间的灵活化(Lambert等，2008)，后来逐渐扩展至弹性化的空间、雇佣形式以及工作内容等多个层面(Chevalier等，2018；
Lei，2021)。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迅速普及和应用将会对弹性工作产生大量需求，与之而来其实施范围也将会继续深化和发展。结合调查问卷及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研究的弹性工作制侧重分析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雇佣形式方面的弹性，即主要包括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三个维度，并由这三个维度构建了弹性工作指数，以用来反映总体弹性工作制情况。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该数据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开展的大规模微观家庭入户调查，该年份问卷首次增设弹性工时相关问题，对于本文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青年群体的年龄限定，本文研究对象是18～35岁的青年劳动者，删除掉无效样本后，本文共得到3982个有效样本。其中，按性别划分，有男性2161个、女性1821个；
按户籍划分，有城镇2340个、农村1642个；
按职业类型划分，有专业技术人员946个、商业服务业人员981个、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2055个。
为了考察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1)
式(1)中Yi为青年就业质量得分，Fi为弹性工作变量，包括弹性工时(Flextime)、弹性空间(Flexplace)、弹性雇佣(Flex-employment)三个代理变量，Xi为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Sex)、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cation)、政治面貌(Politics)、健康状况(Health)、婚姻状况(Marriage)、户籍状况(Huji)、区域虚拟变量(Region)，μi为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青年就业质量(Quality)，通过构建青年就业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算得到。熵权法为一种客观赋值法，是利用熵值来表示指标的离散度，离散度越大，则影响权重越大。具体公式如下：
①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2)
(3)
其中，Xij为第i个青年个体的第j个指标数据，i=1,…,3982,j=1,…,17；
(4)
(5)
(6)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弹性工作，选取弹性工时(Flextime)、弹性空间(Flexplace)、弹性雇佣(Flex-employment)三个维度及构建弹性工作指数(Flex-index)来较全面反映弹性工作。弹性工时对应问题是“上下班弹性，过去12个月，在这份工作中，您多大程度上能安排自己的上下班时间”，将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完全看工作需要、由本人安排，有基本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但自己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可以自由安排均赋值为1；
将完全按固定的或上级安排的上下班时间工作赋值为0。弹性空间对应问题是“这份工作的主要场所是哪里”，将户外、运输工具内、家里赋值为1，办公室、其他室内工作场所赋值为0。弹性雇佣对应问题是“在这份工作中是否签订合同”，否赋值为1，是赋值为0。
为更全面考察弹性工作制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总影响效应，本文参照Leschke 和Watt(2013)的做法构建弹性工作指数(Flex-index)。首先，由于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三个维度的取值为0～1之间，处于标准化状态。其次，由于弹性工时、弹性空间为正向指标，而弹性雇佣是用签订劳动合同与否来衡量，为负向指标，为保证该指标数值大小变化和弹性工作指数高低在经济含义上保持同向相关性，需要用1减去该指标来进行反向处理。最后，考虑到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3个指标对弹性工作制具有同等权重的重要性，且等权重赋值对数据的依赖性较小(邓睿，2020)，本文将处理后的各个维度指标进行等权重加权平均得到弹性工作指数(Flex-index)，反映总体弹性工作制情况。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中性别(男=1，女=0)，婚姻状况(在婚同居=1，离婚丧偶未婚=0)，受教育程度(没有上过学文盲=0，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技校职高=12，大专=15，大学本科=16，硕士=19，博士=22)，户籍状况(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1)，政治面貌(是=1，否=0)，健康状况(非常健康=5，很健康=4，比较健康=3，一般=2，不健康=1)，区域虚拟变量以西部地区为基准组，引入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两个虚拟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构建青年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时，依据主客观相结合、宏微观相结合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本文构建青年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及强度、工作满意度。其中，工资福利待遇包含的二级指标为工作收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
劳动保护及强度包含的二级指标为劳动合同、工会会员、过度劳动、上夜班频率、周末上班频率；
工作满意度包含的二级指标为工作收入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安全满意度、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晋升满意度。其中，工作收入为年总收入(元)取对数，周末上班频率对应的问题是“过去12个月，这份工作平均多久需要您在周六周日上班？从不需要=1， 每月不到一次=2， 每月一次=3， 每月几次=4， 每周都需要=5。”上夜班频率对应的问题是“过去12个月，平均多久需要您上夜班？从不需要=1，每月不到一次=2，每月一次=3，每月几次=4，每周一次=5，每周几次=6，每天都需要=7。”具体指标体系构建及赋值见表2。
表2 青年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以上构建的青年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青年就业质量，从而得到总体就业质量得分。同时，为比较不同性别、户籍、弹性工作与否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本文进一步测算不同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弹性工时与非弹性工时、弹性空间与非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与非弹性雇佣群体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
依据不同职业类型，本文重点关注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就业质量差异，具体就业质量得分及占比见表3。
由表3可知，总体就业质量得分为0.377，男性青年得分为0.395高于女性青年得分0.356，农村青年得分为0.279明显低于城镇青年得分0.446，而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青年就业质量依次降低为0.467、0.380、0.345。弹性工时、弹性空间的青年就业质量为0.392、0.409分别明显高于非弹性工时、非弹性空间的青年就业质量0.363、0.369，而弹性雇佣的青年就业质量为0.281却明显低于非弹性雇佣的青年就业质量0.545。可见，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为代表的不同弹性工作方式会对青年就业质量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差异。
表3 青年就业质量综合得分及群体差异
为实证考察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OLS回归方法依次分析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以及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4可知，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时代，工作时间灵活化能够有效提升青年对于工作的自由支配程度，上下班时间自由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劳动强度，有效提升工作时间满意度和就业质量；
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作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办公场所，而是促使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成为可能，自由化的工作环境舒适度明显提升，从而不断提升工作环境满意度和就业质量。弹性雇佣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青年就业质量，表明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正规就业相比，没有签订合同的弹性雇佣方式虽然更灵活化，但由于受职业分割的限制，往往局限于薪资福利较低、工作稳定性较差、劳动保护及强度较弱等外在因素，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青年就业质量，以上研究发现证实了研究假设1。数字经济催生了大量灵活就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但为全面提高青年就业质量，弹性雇佣的工资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及强度、社会保障仍是未来改进优化的方向。此外，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在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综合考虑了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维度后的弹性工作制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总影响效应为正。可见，数字经济时代，各种形式的弹性工作制在青年群体中愈发盛行，虽然弹性工作的各个分维度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有正向、有负向，但总体而言，弹性工作制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弹性工作制终将成为未来盛行发展的一种工作趋势。
1.替换变量回归
前文回归是采用熵权法测算的青年就业质量，为进一步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CRITIC法和等权重法重新计算青年就业质量得分。其中，CRITIC法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思想是利用各指标的变异性和冲突性进行赋权，变异性用标准差衡量，如果变异性越大表明数据波动越大，权重则越大；
冲突性用相关系数衡量，如果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越大表明数据冲突性越小，权重则越小。等权重法为一种主观赋权法，是对青年就业质量指标体系的17个二级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该方法较简单且对数据依赖性较小，在无法进行权重差别处理时，可以接受(戚聿东等，2020)。本文利用以上两种赋权方法，重新计算青年就业质量得分，分别考察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5。
表5 替换变量回归结果：CRITIC法和等权重法就业质量
由表5可知，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对CRITIC法和等权重法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弹性工作制能为青年提供更灵活的时空选择，有利于兼顾工作与生活平衡继而可以显著提高青年就业质量，与前文结论一致。同时，弹性雇佣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CRITIC法和等权重法青年就业质量，也与前文结论一致，再次证实了弹性雇佣的青年群体由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就业方式相对灵活，但与签订劳动合同的青年比，弹性雇佣的薪资福利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及劳动保护较差，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青年就业质量。弹性工作指数在5%水平上显著增加了CRITIC法和等权重法青年就业质量，总体而言，弹性工作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青年就业质量，从而证实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PSM检验
考虑到样本可能由于自选择偏差而引起内生性问题，为得到更稳健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重新估计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弹性工作青年群体和非弹性工作青年群体间其他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前弹性工作青年群体和非弹性工作青年群体在个人特征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匹配后大部分变量的偏误比例降至7%以下，受教育年限和地区变量的偏误比例为7.1%～9.0%。t检验显示，以上匹配变量均不能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匹配后处理组(弹性工作群体)与控制组(非弹性工作群体)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即该匹配结果通过了平衡性检验。本文为保证检验结果更加可靠，分别采取核匹配法、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法、局部线性回归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全样本倾向得分匹配的ATT处理效应见表6。
表6 全样本倾向得分匹配的ATT处理效应
由表6可知，通过PSM法控制一系列可观测变量的差异后，得到全样本的弹性工时、弹性空间的ATT处理组效应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弹性工时、弹性空间会显著提高青年群体就业质量，且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全样本弹性雇佣的ATT处理效应在1%显著为负，证实弹性雇佣会显著降低青年群体就业质量，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全样本弹性工作指数的ATT处理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弹性工作制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总影响效应为正，再次证实了前文的回归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正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后得到的ATT处理效应不因匹配方法不同而改变，从而验证了处理结果的稳健性。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从生活满意度(Life-satisfaction)和心理健康(Mental-health)视角检验弹性工作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内在机制。根据问卷设置，生活满意度对应的问题是“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打几分？”，该变量赋值情况为“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非常不满意=1”。心理健康对应的问题是“过去一周内，我感到情绪低落的发生频率？”该变量赋值情况为“将大多数时候有(5～7天)”视为非常不健康=1，将“经常有(3～4天)”视为不太健康=2，将“有些时候(1～2天)”视为比较健康=3，将“几乎没有(不到一天)”视为非常健康=4。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是反映就业质量的重要体现，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心理状况越健康，意味着工作与家庭之间能够更加平衡和友好互动，则青年的就业质量越高。本文采用有序Probit回归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青年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及边际效果见表7。
由表7可知，其一，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均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青年生活满意度。从边际效果来看，相比非弹性工时、非弹性空间，弹性工时、弹性空间会提高青年生活满意度为比较满意的概率分别为3.9%、4.7%，而会提高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为2.4%、2.9%，表明日益灵活化的工作时间和办公地点使其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和兼顾个人生活，增加了青年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而就业质量本质上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有助于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弹性雇佣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了青年生活满意度，表明青年从事灵活就业、兼职就业等弹性就业，虽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但与标准就业相比，因弹性雇佣的薪酬较低、稳定性较差且形式多变，弹性雇佣的青年往往面临角色转换可能与其他边界维护者产生摩擦或冲突，容易对生活感到不满意，且由于非合约性、临时性、分散化，相应的劳动保护较弱从而降低了青年就业质量。弹性工作指数在5%水平上显著增加了青年生活满意度，表明弹性工作制对青年生活满意度的总影响为正，从而有利于提高青年就业质量。数字经济时代，在各种新经济形态的推动之下，工作方式的弹性化、劳动形态的多元化终将深入演化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表7 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其二，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对青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边际效果来看，相比非弹性工时、非弹性空间，弹性工时、弹性空间会增加青年心理健康状况为比较健康的概率分别为4.9%、3.3%，会增加心理健康状况为非常健康的概率分别为2.7%、2.1%，表明灵活化的工时制度、弹性化居家办公有利于缓解青年的工作压力，提高心理边界的灵活性和渗透性，能够更好地实现工作家庭双重角色的友好互动，从而促进了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助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弹性雇佣对青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与正规就业比，弹性雇佣虽有一定灵活性，但由于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及非正规性，弹性雇佣的薪资福利、环境条件、安全性及晋升等各方面可能要劣于正规就业，而且弹性雇佣的青年群体会担心及面临失业风险，可能会导致焦虑、情绪低落等不良心理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就业质量。总的来看，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弹性工作制整体而言提高了青年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改善有助于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影响机制检验，证实了弹性工作通过调节青年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来进一步影响其就业质量，从而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中提到的工作需求—资源理论可知，不同的资源供给对相同工作的工作绩效影响效果会产生差异(Kossek等，2015)，从而青年群体因不同性别、城乡等因素差异会存在不同的资源供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弹性工作对各群体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同时，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相同的资源供给会对不同工作类型的工作绩效影响产生差异(Schieman和Young，2010)，也即弹性工作会对不同职业类型的青年工作绩效或就业质量影响产生一定差异。换言之，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的青年从事弹性工作，可能会对其工作绩效和就业质量产生不同影响。为了验证前文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假设3，本文接下来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根据问卷设置，将青年全样本按性别分为男性、女性群体，按地区分为城镇、农村群体，依据不同职业类型重点关注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及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三类群体，采用OLS回归依次分析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
表8 弹性工作与青年就业质量：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群体回归结果
由表8可知，其一，分性别来看，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对女性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男性，可能相比男性，女性青年由于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差异，需要付出较多时间养育子女和照料老人，往往会更青睐从事弹性时间及灵活性空间更强的工作，以便能更好地兼顾工作与家庭。与女性青年比，弹性雇佣更能显著降低男性青年就业质量，可能缘于各种零工经济、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男性青年从事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自媒体等灵活就业的概率要大于女性，由于众多灵活就业者未签订劳动合同，模糊了传统雇佣及劳动关系，以外卖小哥为例，由于限时配送，骑车速度较快，该群体工伤事故发生率较高、劳动保护较弱，缺乏一定的职业福利津贴、休息休假等权益，从而对平台从业者就业质量造成冲击。
其二，分城乡来看，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对城镇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高于农村青年，相比农村青年，城镇青年从事工作岗位的福利待遇较高且稳定性较强，灵活时空、弹性工作制对城镇青年就业选择时的吸引力更强；
与之相反，农村青年拥有的社会网络和资源禀赋条件往往低于城镇青年，农村青年的整体工作条件较差，迫于生存压力其可能更倾向于关注薪资高低而非工作的灵活性。弹性雇佣对农村青年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城镇青年，可能与城镇青年比，农村青年由于学历、技能、人脉等资源条件有限、竞争能力较弱，更可能从事一些收入较低、环境较差的临时工、小时工等弹性就业，不利于农村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
其三，分职业类型来看，弹性工时、弹性工作指数对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青年就业质量正向影响最大，专业技术的次之、商业及服务业的最小，可能相比于商业及服务业，专业技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更多从事固定工作时间，若办公时间能灵活化一些以及弹性工作制整体而言会更显著提高其就业质量。弹性空间对专业技术青年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大，商业及服务业的次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最小，表明随着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未来教育经济等专业技术、商业及服务业青年可实行远程工作、居家工作等灵活性办公，可以明显改善就业质量。弹性雇佣对专业技术、商业及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青年就业质量负向影响逐渐增强，表明与专业技术相比，商业及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青年从事弹性雇佣概率较大、工作稳定性较弱，为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未来应努力强化这两类职业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程度。综上所述，以上结果表明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不同性别、城乡、职业类型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证实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3。
为了进一步检验前文理论分析中弹性工作可能对不同收入等级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本文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在收入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实证检验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本文选取0.10、0.50和0.90分位数衡量低收入青年群体、中等收入青年群体、高收入青年群体，以分析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差异，具体结果见表9。
由表9可知，无论是弹性工时、弹性空间，还是弹性工作指数均显著提升了各个收入阶层的青年就业质量，且随收入分位点提升，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表明青年群体的收入阶层越高，青年对弹性工作时间、灵活化办公空间以及弹性工作制整体而言会愈加看重，使得工作时间弹性化、办公空间灵活化、弹性工作制对于高收入阶层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
而收入阶层较低的青年群体，由于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可能对薪资福利待遇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弹性工时及空间，且低收入青年从事弹性工作制可能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从而阻碍了就业质量提升。在0.10、0.50、0.90收入分位点上，弹性雇佣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73、-0.260、-0.179，即与高收入群体比，弹性雇佣更显著降低了低收入青年就业质量，表明目前我国弹性雇佣发展还不规范，一些个体经营、自雇就业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弹性就业不适应、劳动权益无法保障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低收入的贫困青年，其就业环境和生存条件相对更差，如果再从事临时性、零散性、非正规的弹性雇佣就业则会进一步减弱该群体的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并逐渐拉大与正规就业青年之间的就业质量差距。综上所述，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雇佣以及弹性工作指数会对各收入阶层的青年就业质量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差异，从而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3。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阶层青年群体分别实施差异化弹性工作制，以有效提高各青年群体就业质量。
表9 弹性工作与青年就业质量：不同收入群体分位数回归结果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实证检验了弹性工作对青年就业质量的影响、内在机制及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显著提高了青年就业质量，而弹性雇佣显著降低了青年就业质量，即弹性工作的时间、空间、雇佣不同维度对青年就业质量产生差异化影响，但弹性工作制整体而言对青年就业质量的总影响效应为正。(2)影响机制显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是弹性工作各维度及指数影响青年就业质量的两条重要渠道，灵活化的工时制度、弹性化居家办公、弹性工作指数对两者呈正向调节作用，而弹性雇佣对两者呈负向调节作用。(3)分性别、城乡看，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更显著提高了女性、城镇青年就业质量，而弹性雇佣更显著降低了男性、农村青年就业质量。分职业类型看，弹性工时、弹性工作指数对生产运输设备青年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大，专业技术的次之、商业及服务业的最小。弹性空间、弹性雇佣对专业技术、商业及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青年就业质量分别呈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负向影响逐渐增强的趋势。随收入分位点提升，弹性工时、弹性空间、弹性工作指数对青年就业质量提升作用逐渐增强；
而与高收入群体比，弹性雇佣更显著降低了低收入青年就业质量。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引导和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灵活用工制度，试点和完善中国情境下的弹性工作制。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和企业应充分创造条件和借助数字技术赋能，鼓励远程工作、灵活工时、压缩工时和年工时考核等方式，提倡多种形式的弹性工作。企业应不断提升内部管理能力、优化管理流程，给予员工更多的工作自主权，根据不同类型岗位特征采取合适的弹性工作制度、评估及反馈机制。同时，借鉴国外改革经验，旅游业、文化创意业等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行业、教育产业较为适合推行弹性工作制，以上岗位的职工可在保证工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偏好自主选择上下班时间、有效协商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安排，抑或确保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申请居家办公或远程办公，以充分自主分配自身时间、资源及效率。
第二，努力完善弹性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积极推广家庭—工作平衡理念以实现青年更高质量就业。考虑到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弹性就业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研究和实施符合弹性就业的社会保险形式，如缴费办法、基数、比例、年限等设计合适的标准，为弹性就业者降低门槛、灵活服务，确保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帮。同时，健全和完善适合青年弹性就业的劳动保障制度，如明确小时用工最低薪资标准、工时、劳动及安全卫生条件、人格尊严保护等，设立青年弹性就业者权益保障协会并提供法律咨询，切实维护青年合法权益和改善就业质量。从社会层面，将发展弹性就业纳入社会政策的考虑范围，积极宣传“家庭—工作平衡”的理念，鼓励青年树立现代就业观，自立自强，积极寻找各种就业机会，并充分发挥青年自身年龄优势和职业才能。
第三，针对不同性别、城乡青年制定差异化弹性工作措施，尤其要关注并帮扶低收入青年就业。考虑到青年群体面临性别、城乡差异，单位应允许并鼓励女性及有条件的城镇青年选择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弹性工时和弹性办公，通过灵活化的时空选择以缓解工作—家庭冲突而带来的工作压力，并适度增强农村青年弹性就业者的社会福利，将其纳入社保范围并做好农村青年的培训工作。同时，对创办小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青年，实行税费减免和信贷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要特别关注收入水平较低的青年就业状况并实施专项帮扶，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指导、就业指导和咨询服务，制定落实好相关社会福利、税费减免、优惠工商管理政策等权益，更好地激发贫困青年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提高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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