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研究：基于深圳上市公司的文本分析

李雪灵 龙玉洁 李 巍 刘 晶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

创业生态系统是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有力支撑。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创业生态系统，可吸纳并聚集具有创新性的价值储备，实现资源和机会的有序高效优化与利用，形成具有驱动作用的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同步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质量和发展能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集中力量发挥政府的调控及引导作用，激发创业企业的活力，同时促进创新要素在系统内部共生互化、聚合裂变，形成具有自组织特性的有序正反馈，政府、学者和创业企业等多方面对于创业生态系统多维度深入研究的需求与日俱增。

SPIGEL等[1]研究指出，从动态演化视角来探究创业生态系统，有利于揭示创业企业和规模化企业如何从其区域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以及识别多主体互动如何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变革，从而更好地挖掘创业生态系统内外部发展动力。目前，创业生态系统演化机制研究已大体形成两类研究导向：①发展出具有情境特色的子研究领域，如商业创业生态系统[2]、数字创业生态系统[3]或孵化器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4]等，强调情境对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的独特作用；
②识别特定状态/阶段、特定研究视角下的系统运行机理与现实状态，深度剖析理论边界范围内截面状态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尽管现有研究以此推动了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的蓬勃发展，但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①注重创业生态系统的情境独特性，忽视建构与分析创业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这导致创业生态系统概念常常与相近概念混淆不清、界限不明；
②专注局部演化运行机理的识别，对于更为纵深时空维度下的阶段性与演化逻辑观察不足，同时也存在着对创业生态系统多理论维度的特征演化探究不够深入的问题。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融合多理论视角收敛创业生态系统有别于相近概念的通识性核心特征，以抓住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研究的“主要矛盾”，并依据演化特征在创业生态系统不同阶段下的表现，从而探究创业生态系统跨时空维度的演化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的研究缺陷。因此，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融合创业学、生态隐喻与系统论3个理论视角，建构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并以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71家本地上市公司的年报作为文本分析样本，在识别深圳创业生态系统演化阶段的同时对特征框架进行验证，为创业生态系统特征演化的比较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为创业生态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2.1 创业生态系统概念及特征

“创业生态系统”最早由DUNN[5]提出，其关注到创业生态系统区域性聚集的基本特点。PRAHALAD[6]则首次将创业生态系统明确界定为：一个能使动机和规模都不相同的私营部门、社会主体协同发展，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的有机系统。随后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概念解读：AUDRETSCH等[7]从创业机会识别视角，将创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制度、组织以及其他系统性因素组成并相互作用，影响创业机会识别和商业化的复杂系统。张哲[8]从生态隐喻视角出发，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类自然生态系统”。ISENBERG[9]从系统构成要素视角定义：“创业生态系统包括6个要素：有益的文化，有利的政策和领导才能，适当的资金可用性，优质的人力资本，对产品有利的市场以及一系列机构和基础设施支持。”

虽然创业生态系统子研究领域与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但仅仅刻画了创业生态系统某一理论“截面”，引发了相近概念混淆不清、界限不明等问题：①创业生态系统与产业集群。创业生态系统概念是在集群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但与产业集群的概念又有所不同，即产业集群是以某一产业为核心的企业集群，集群中企业均与该产业存在高度关联性；
而创业生态系统却是包含不同产业的创业集合体。②创业生态系统与商业生态系统。商业生态系统[2]强调参与者以合作和竞争的方式创建新产品或创新商业模式满足客户需求，而创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者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③创业生态系统与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关注知识吸收与外溢、技术创新过程以及创新对绩效的影响，创业生态系统则关注创业活动，鼓励机会的利用和创造，从而提高创业水平。

当前创业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多侧重其作为生态和系统的特征：一方面，遵循生态隐喻的理论逻辑，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总是沿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法则，处于自我维持的动态平衡发展之中，此类研究强调创业生态系统的韧性、可持续性和自适应等特征；
另一方面，遵循系统论的理论逻辑，系统整体效能有别于系统内各部分独立效能的加总，依赖系统主体间的耦合关系发挥整合效应，此类研究更加关注创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形式及相互影响。观察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界定和特征的已有研究，多从单维理论视角出发，视角之间的交互融通不足，导致相近概念难以区分、特征不具典型性及关键特征不够突出等问题；
创业机会集作为创业生态系统涌现发展的动力引擎[10]，在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研究中却鲜有显示，因此需要开展融合视角的特征识别研究。

2.2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的相关研究

“演化”一词源于生物学研究领域，指不同世代之间外表特征与基因频率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经过改变的继承”，符合自然选择的过程。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研究通过类比研究的方式发展起来，强调演化阶段内的特征一致性与阶段间的特征差异性。目前，关于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进行了初步探索：一方面，聚焦演化阶段内，意在总结创业生态系统特定状态/发展阶段下的系统运行机理与现实状态。杨勇等[11]探究了政策工具与各类主体属性对创业生态系统的系统性扰动；
梁强等[12]探究了企业印记对创业生态位阶段特征演化的影响；
杨芳芳等[13]探究了在平台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企业如何与其他主体间通过文化价值、互补性资产、物理系统耦合实现创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
孟方琳等[14]探究了创业生态系统在受到公司创业投资扰动后的生态位特征，强调公司创业投资生态群落中的创新生态位演化博弈；
杨勇等[3]探究了创业生态系统不同开放策略下创业主体间的共生特征，剖析多主体价值共创与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聚焦演化阶段间，旨在探讨创业生态系统的阶段性表现。如，BROWN等[15]从参与主体数量与规模差异角度，将创业生态系统分为萌芽期与扩张期；
AUERSWALD等[16]从物质流动差异的角度，将创业生态系统划分为开发、保存、释放和重组4个阶段；
COLOMBELLI等[17]从主体与环境互动差异的角度，将创业生态系统分为出生、过渡和整合3个阶段；
张玉利等[4]从空间耗散差异的角度，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两阶段演进模型，即构建阶段与自组织阶段。

总体而言，关于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的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盲点：①聚焦演化阶段内的研究，要么研究仅截取了演化历程中的一种状态或一个阶段，未涉及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无法揭示创业生态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和机制变化，对阶段前后“经过改变的继承”的演变知之甚少；
要么研究只考虑了创业生态系统局部的阶段特征，对创业生态系统多维度特征的识别与演化分析不足。②聚焦演化阶段间的研究，既没有探讨阶段间的演进动力，也没能清晰刻画演进各阶段创业生态系统特征“改变”与“继承”的路径。因此，基于融合视角识别创业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并动态洞察创业生态系统的阶段特征演化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3.1 基于动态演化的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

基于动态演化的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包括如下几类。

(1)创业学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特征创业生态系统通常表现为创业活动的高度集中，其核心主体是创业企业，关键活动是对创业机会的利用与开发，创业机会集的形成过程就是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13]。因此创业机会集本身的集聚与演化，是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独有特征，也是创业生态系统研究首要关注属性[14]。借鉴BUCHANAN等[18]对市场供需关系演化的探究，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机会集依据其创新程度划分为3种类型：当市场供应和需求都明确时，市场机制更多表现为资源和市场份额的分配过程，因此创业活动更集中于对现有市场或机会的复制，此时创业机会集的创新程度最低，为“复制型机会集”；
在市场供应和需求只有一方明确时，机会识别是供给端或需求端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其中创业者机会利用是对现有市场过程的改进，为“改进型机会集”；
在市场供应和需求都不明确时，创业活动就是创业者创造机会的过程，创新程度最高，为“创造型机会集”。

(2)生态隐喻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特征CAUSE[19]提出的生态位竞争排斥原理表明，生物群落中两种生物不可能占有完全相同的生态位。当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时，重叠部分会产生竞争排斥作用；
生态位重叠越大，竞争作用就越强烈，进而驱动了物种进化和群落演替。创业生态系统的生态隐喻强调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20]。在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企业与政府、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各主体在创业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创业主体在创业生态系统内形成相互依赖的、特定的网络结构，每一个创业主体构成一个网络节点，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和核心竞争力在网络中占据相应的位置，此即生态位。生态位可以衡量创业企业占据的市场和资源空间[21]。依据FREEMAN等[22]对生态位占用效应的探究，本研究认为，创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特征可以依据其重叠程度划分为两种状态：当不同企业目标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一致时，企业间的资源权力争夺加剧，相同生态位的企业处于高竞争和不稳定的状态，此时为“生态位高重叠”；
当不同企业目标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不一致时，企业间的资源权力争夺较少，占据稳定生态位的企业韧性和可持续性更强，此时为“生态位低重叠”。

(3)系统论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特征创业生态系统内各个主体通过各自互补的核心能力合作形成创新创业网络，有效连接起系统内部的信息流、知识流，打造出各创业主体协同运转的系统，使不同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共享共生关系所带来的利益[13]。系统论关注系统内的联合效益，而创业生态系统的系统特征可以由系统主体之间的共生程度来反映。共生关系表现为系统中主体的多种互动，如认知互动、信息交换、知识流动、资源互补等，共生主体间通过各自专业化、互补性和共同逻辑，朝相同的目标发展，从而汇集创业所需的多种资源[23]。生态系统的共生是一种市场共生，市场机会越多，共生程度越高，生态系统价值也持续提高。在共生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依据主体之间的共生程度，将创业生态系统共生关系分为线共生、面共生和体共生3种模式[24]。部分学者研究创业生态系统企业之间资源交互、知识共享的合作机制[23]，指出生态系统内一些企业之间的合作较为单一，这种简单点对点的共生模式被称为线共生。还有研究表明，相同层次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建立网络合作关系[25]，进而形成面共生模式。随着企业多样性的增加，创业生态系统在纵向和横向方面均得到扩展，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的联系使得创业生态系统呈现出立体的共生结构，进一步提高创业生态系统功能。

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反映了创业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基于融合视角，本研究建构了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

3.2 研究方法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研究往往面临着研究方法的局限，这源于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周期漫长，同时难以通过局部性观察来归纳系统级整体性特征。而文本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BERELSON[26]指出，文本分析法是一种集定量和定性为一体的研究方法，适用于从无序的原始文本中通过文本挖掘与信息提炼抽取体现文本特征的结构化信息，藉以客观地显示常规阅读状态下无法识别的深层含义，允许研究者从文本出发推论文本外的特征或文本外的现象。通过观测区域创业活动长期沉淀的客观数据集，可以巧妙地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挖掘特征，在保证演化数据连续性的同时，更为客观地纵览系统级整体性特征的演化规律。本研究制定了文本分析的工作流程(见图2)。

图2 文本分析工作流程

3.2.1团队组建与技能培训

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团队由具有创业生态系统研究相关专业知识的2名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本科生组成。进行文本分析前，团队成员统一进行了规范的文本分析操作培训、相关专业知识补充及特征分析框架说明。成员在经培训后对文本语义内涵有了相对一致的理解，具备识别信息的能力，能够对原始资料进行过滤，挖掘出研究所需的关键文本数据。

3.2.2语料获取

自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市企业数量增长迅速，1991年深圳市登记企业数量为4万余家，30年间数量达到203万余家。目前深圳市是创业活动的聚集地，形成了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营业，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深圳市90年代以来的企业各类信息。因此，考虑研究样本应具有代表性、充分性、时效性与可获取性，本研究以深圳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并基于地理便利性，选择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部分本地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初步收集了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共4 238份，作为原始语料用以分析并识别深圳创业生态系统的特征演化规律；
另收集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与中国知网的《深圳年鉴》，帮助分析并划分深圳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阶段。

3.2.3文本库构建

本研究的样本企业选自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具体文本数据来自样本企业发展年报中的行业分类、公司主要业务和企业重要合同情况。为了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本研究具体进行了以下样本筛选工作：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检索获得1991～2019年深圳上市公司共392家；
②进行初筛，为保证样本企业处于创业期，剔除上市时距成立已超过8年的样本；
③分析样本企业的经营情况，剔除借壳上市、未能持续经营等异常企业样本；
④剔除企业年度报告采集缺失、数据残缺并且无法手工补充的企业样本，完成文本库样本纳入工作，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样本企业271家。文本库构建流程见图3。

图3 文本库构建流程

3.2.4数据处理

本研究分三阶段处理文本数据。首先进行初步文本识别，建立文本与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的对应关系并构建相应表征词集；
其次进行文本数据编码，以确定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下具体衡量指标的编码条目；
最后对上述工作进行抽检核对，遵循交叉验证原则对编码进行多轮核对检查，保证数据处理工作识别全面、过程一致与结果可信(见表1)。

表1 文本数据处理

面向创业学视角，借鉴DETIENNE等[27]的研究，依据市场供需关系对机会利用类型的影响采用3个指标反映创业机会集的创新程度：①将类似已有产品/服务提供给市场的企业个数；
②对现有产品/服务进行新的应用，或对现有产品/服务进行修订的企业个数；
③整合现有产品/服务或利用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出新产品/服务的企业个数。通过分析每家样本企业上市当年年报中的公司主要业务情况，确认该企业上市当年的机会利用类型，构建表征词集如下：年报中“扩大产能和销售规模”“持续投放”“深耕产品体系”等类型关键词句出现频率最高时，说明该阶段企业的机会利用是①提供类似已有产品/服务；
若“推广高附加值产品”“细分产品市场”“提升价值链”等词句出现频率更高，则企业的机会利用是②对现有产品/服务的改进；
而“新产品研发/开发”“特色产品开发”“发明专利”等相关词句含量更高时，表明该企业的机会利用类型属于③创造新的产品/服务。

面向生态隐喻视角，BROENNIMANN等[28]用网格化环境空间中物种活动的密度来作为生态位重叠的度量。网格化环境空间，即每个单元格对应于一组独特的环境条件，环境空间分为r×r个单元，应用核密度函数来确定每个数据集在环境空间中每个单元中出现的“平滑”密度，将每一个网格的平均密度作为整个环境空间物种生态位重叠度。因此，本研究依据企业占据的市场和资源空间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借鉴上述生态位重叠的度量标准，选取两个指标进行度量：①行业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数；
②行业位置所拥有的企业个数。为衡量指标①，本研究行业分类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划分，共有A农、林、牧、渔；
B采矿业；
C制造业；
D水电煤气；
E建筑业；
F批发零售；
G运输仓储；
H住宿和餐饮业；
I信息技术；
J金融业；
K房地产；
L商务服务；
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P教育；
Q卫生和社会工作；
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T国际组织20个行业。指标②则以企业所属行业大类下设的细分行业确定，如制造行业下设有纺织服装制造、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等。两个指标的编码数据均来自企业年报的行业分类模块，通过每一行业及细分行业内所含的企业个数多少判别生态位的重叠程度。

面向系统论视角，衡量系统内企业之间共生程度，借鉴CAGLIANO等[29]的研究，分析企业之间技术合作的组织模式在合作伙伴数量、协议形式、时间范围以及关系密度上的差异。本研究选取不同主体间的合同数量作为度量指标，包括①企业和创业支持机构之间的合同数量；
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同数量；
③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数量。数据来源于年报中的企业重要合同情况，其中，企业与咨询公司、金融机构、高校等签订的合同被视为指标①的表征；
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合同签订被视为指标②的表征；
其余则作为指标③的表征。此外，研究团队同时识别合同的类型、标的等信息以保证指标表征的准确性。

依照上述表征词集进行识别，进一步确定数据编码标识，便于对数据进行归类整理，本研究共获取文本编码数据17 408个。其中，对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的编码共1 084个，其范畴包括：①企业代号；
②企业上市时间，用以识别企业该时点下的机会利用特征；
③表征词的数量及数量排序；
④判别企业机会利用类型。对生态位重叠程度的编码共1 484个，包括：①公司代号及年报时间，用以后续确认所属行业的动态变化；
②企业所属行业，用以计算行业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数；
③行业细分，据此判别企业所处行业位置。最后，主体间共生程度的文本数据编码分别为①公司代号与年报时间；
②与咨询公司、金融机构、高校等的合同签订数量，表征企业与支持机构的合作联系；
③与国有企业的合同签订数量，表征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联系；
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签订数量，表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系，共14 840个。

为了保证文本分析的全面性与可信度，对每一个数据处理阶段都有定期的讨论校对外，团队成员在编码工作后还对编码进行了随机抽样，按照交叉核对的原则，检查各条目与对应的指标、词集是否相匹配，并针对存在不同意见的条目进行集中讨论，直到成员意见趋同。当抽检一致性在90%以上，则结束抽检核对工作。

4.1 深圳创业生态系统演化阶段的文本描述

通过本研究上述文本分析流程，辅以对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与中国知网的《深圳年鉴》的分析，显示出了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以10年为单位三阶段的特征演化规律(见图4)。

图4 深圳创业生态系统演化阶段

(1)创业涌现阶段(1991～2000年)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了深圳发展的新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通过“三来一补”方式，将电子产品来料加工业作为深圳的主要产业，初步形成了以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和计算器为主的电子工业集群。199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一次进入全国城市排名前四位。建立特区以来，深圳市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如“关于支持深圳市工业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1995)”“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1998)”“关于促进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发展的指导意见(2000)”等地方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不同角度和维度明确了深圳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提出了健全技术支持体系、完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领导等意见。由此，深圳市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至2000年底，深圳致力于电子工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了以电器、电子为主的产业集群，拥有各类注册企业约12.1万家，99.4%是中小企业。

(2)集群关联阶段(2001～2010年)深圳创业实践的集中涌现，源于2001年开始的深圳手机制造和销售行业兴起，在这10年中，深圳基于前一阶段的工业集群逐渐发展通讯产业，引入微机生产和装配基地，涌现了一批以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也不断增加。从2001年开始，深圳出现了若干针对创业的年度活动，2003年，约150家中小企业参加中国第十三届“哈洽展”、第四届“高交会”、中国(深圳)消费品采购大会等，全年累计成交额近25亿元人民币。10年间，政府出台了若干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02)”“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2010)”等。截至2010年底，深圳市拥有工商注册中小企业数量41.1万家，占深圳总体企业数的99.2%，全市中小企业纳税额达1 400亿元。这10年，深圳的产业丰富度有所提升，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通讯行业产业集群为核心，配套产业集群相关联的创业生态系统。此时，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具有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基础，同时还不断吸引相关中小企业，为创业者提供了关键市场机会。

(3)簇群共生阶段(2011～2019年)2011年以来，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内的创业实践拓展到了软件及信息技术与其他行业的结合。在这一阶段，深圳已经在计算机、软件、通信、电子元器件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并以此形成了产业簇群优势，成为全球重要的产业基地。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鼓励金融产业发展，如“深圳市资助企业社会工作实施办法(2015)”“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2016)”等。截至2019年底，深圳已拥有工商登记注册中小企业196.7万家，占总体企业数的99.6%。这期间，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在原有以通讯产业集群为核心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其他产业，产业之间的丰富度也在不断增强，形成了多样性的产业簇群，簇群之间形成共生网络。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撑上述产业的发展，配套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成熟，深圳建立了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设立了支持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需求的科技银行、推出针对科技企业的科技保险、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再担保体系，面向创业企业的融资体系逐渐趋于完善。此时，深圳已成为以多个产业簇群为主体，配套生态环境完善的生态系统。

4.2 深圳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的量化统计分析

基于对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生态位重叠程度和主体间共生程度三大核心指标度量及演化阶段划分的文本内容分析，将文本信息编码转换为企业级的结构化数据；
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企业结构化数据聚类统计、量化分析进行系统级的特征识别，最终呈现出创业生态系统阶段性特征及演化规律。

4.2.1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的阶段演化特征识别

通过对271家本地企业上市当年的企业年报中主营业务的文本内容分析，依据企业产品/服务与当前市场已有产品/服务差异性描述的表征词集词频，判别这271家企业上市时的机会利用类型——创造/改进/复制型机会，至此形成了企业级的数据结构化编码。在此基础上，统计3个机会利用类型每年的企业数量及占比，并绘制基于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的数据统计图(见图5)。据此，度量指标能够在系统层面反映创业机会集在阶段内具体表现为何种创新类型，并朝着何种创新类型演化。经过数据系统集成和量化统计分析，显示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发展不同阶段创业机会集的创新性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深圳证券交易所共有新上市企业56家，创造型创业机会集的占比最高，平均占比达60%；
第二阶段新增上市76家企业，以复制型创业机会集为主，最高时达50%；
第三阶段新增上市139家企业，改进型创业机会集比例逐渐上升，平均占比达60%。

图5 基于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的数据统计

从阶段内的特征涌现来看，在第一阶段，深圳市大力吸引外部投资而引入电器、电子等新兴产业，此时市场供应和需求均不明确，需要新创企业不断进行创意开发以适应市场变化，引起电子类新兴产业的新创企业激增。由此，该阶段内表现为以创造型机会集为主。在第二阶段，随着新兴产业的创造型机会集被客观化与实施，大量电器、电子企业进入，用户需求和市场供应逐渐明确，各类信息、认知和资源积极互动引发知识溢出效应，不断吸引主体对机会集内创新型机会进行复制、扩散、识别和评估，新创企业纷纷瞄准了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从而实现创造型机会向复制型机会的转化，使得在系统层面复制型机会集占据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系统内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各行各业均处于饱和阶段，新创企业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必须建立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专业化效应逐渐发挥作用，在现有产业领域对产品的进一步优化和细分市场改进，使得创业生态系统中改进型机会集显现出来。由此，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改进型为主的机会集。

从阶段间的演化规律来看，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依照“创造型机会集—复制型机会集—改进型机会集”的规律进行阶段特征演化。从深圳创业生态实践中可知，创业学视角下，在系统层面①机会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某一主体初始机会或创意衍生而来，依附于深入互动的各个参与主体，共同构成了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机会的集合；
②创业机会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主体的机会开发及其他主体的不断加入发生变化；
③多主体参与的初始机会开发创建了机会集的初始属性，而机会集内蕴含的潜在机会又吸引更多主体参与，使得表征市场供需的信息和资源发生动态交互，引致机会集发生创新程度的动态转化，机会集的特征和状态又会促发下一个阶段的机会集的创新演化。

4.2.2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阶段演化特征识别

通过对271家本地企业上市及之后每年的年度报告中所属行业及行业细分的文本编码，可以获知企业在特定时点占据的经营范围，至此形成企业级的数据结构化编码。在此基础上，统计每个行业及行业细分上各个阶段的企业数量，并绘制基于生态位重叠程度的数据统计图(见图6)。据此，度量指标能够在系统层面反映生态位重叠特征在阶段内具体表现为何种重叠状态，并朝着何种重叠状态演化。经过数据系统集成和量化统计分析，显示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生态位重叠程度表现在行业集中度上。图6中，颜色深浅不同的圆圈代表不同的行业大类(A～T)，圆圈的直径大小代表企业所属行业细分的范围，圆圈中的数字代表拥有相同行业细分的企业数量，圆圈之间的重叠代表企业生态位的重叠程度。

图6 基于生态位重叠程度的数据统计

从阶段内的特征涌现来看，在第一阶段，10年间共有56家上市企业，覆盖9个行业(C、D、E、F、G、I、J、K、L)，每个行业企业较少，最多的制造业只有19家企业，且企业经营范围的重叠程度较低。这一时期深圳市围绕通讯行业涌现出许多新兴产业，企业覆盖领域广泛，同质性企业数量较少，此时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处于生态位低重叠。在第二阶段，增至169家上市企业，覆盖11个行业，较第一阶段新增两个行业，分别是M科研服务和N公共环保，且每个行业企业数量较多，最多行业高达95家。这一阶段同质性企业数量急剧增加，企业的经营范围高度重叠产生一定的竞争局面，此时深圳创业生态系统的生态位重叠程度较高。在第三阶段，达271家上市企业，覆盖13个行业，较第二阶段新增A农林牧渔业及H住宿和餐饮业。在这一阶段，企业数量虽持续攀升，但经历前期创造和复制的发展阶段，系统内企业之间由同类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转变为差异化的子领域，各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竞争焦点逐渐模糊，各企业经营范围的重叠程度逐渐减小，企业之间生态位的分离实现生态位低重叠，进而更好地共存。

从阶段间的演化规律来看，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依照“生态位低重叠—生态位高重叠—生态位低重叠”的规律进行阶段特征演化。从深圳创业生态实践中可知，生态隐喻视角下，在系统层面①企业会随着时间变化拓展所属行业或细分市场的经营范围；
②随着生态中行业多样性和细分市场拓展，创业生态系统的生态位重叠状态会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③多主体共同占据的市场和资源空间的初始状态会锁定企业在一定阶段上的资源禀赋，致使企业以进一步细分市场或跨界经营等方式转变自身的生态位，争取更大程度的资源自由，促发下一个阶段的生态位重叠状态演化。

4.2.3主体间共生程度的阶段演化特征识别

通过对271家本地企业上市及之后每年的年度报告中订立合同情况的文本内容分析，依据合同主体归属及合同标的作为表征词集判别合同对象的主体类别，并编码企业与创业支持机构、政府、企业3类主体当年订立的合同数量，形成企业级的数据结构化编码。在此基础上，统计企业与3类主体每年分别订立的合同总数，并绘制基于主体间共生程度的数据统计图(见图7)。据此，度量指标能够在系统层面反映主体间共生特征在阶段内具体表现为何种共生形态，并朝着何种共生形态演化。经过数据系统集成和量化统计分析显示，在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作一直高于与创业支持机构、政府的合作，表明深圳创业生态系统是市场主导型创业生态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合作主体类型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从阶段内来看仍有不同。

图7 基于主体间共生程度的数据统计

从阶段内的特征涌现来看，在第一阶段，10年间共有56家上市企业，深圳上市公司在经营中共达成的合同数量为5 433份，其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合同总数占总合同数的86.54%。生态系统内政策资助或管理咨询活动较少，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相对简单，企业间点对点的直接联系是信息交换、知识流动、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还没有形成多边主体的关系网络。由此，这一阶段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以点对点的线共生模式为主导。在第二阶段，增至169家上市企业，与政府之间合同数占比有所提高，较上一阶段增加2 613份。期间，以创业为主题的大型比赛促进了人才资源的流通，系统演化的内部动力有所增加。深圳创业生态系统行业完备度提高，企业业务覆盖范围广泛，新创企业和成熟企业、政府联系逐渐紧密，政府对企业间合作拉动和联结作用显著，系统演化外部动力涌现，企业间关系节点丰富度增加，各参与主体之间合作呈现多样性，能够形成创业活动的有效连接，逐渐形成复杂关系网络，这种网络节点越密集，共生程度越强。由此，深圳创业生态系统各参与主体之间形成了面共生的发展模式。在第三阶段，达271家上市企业，与其他支持机构之间合同数量为12 171份，较上一阶段增加10 700份，占总合同数的27.27%。这一阶段深圳市政府和金融产业深度合作，完善了企业融资体系，早期成长起来的大型主体有条件衍生和裂变出中小型企业。由于政府和支持机构的桥接效应，衍生的中小企业有机会与更多企业、政府单位、支持机构开展合作，不仅使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结密度增加形成网状共生关系，还使得不同层级的主体都能得以通过孵化裂变式发展出新的网络关系，从而形成了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中小型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全面合作的体共生模式。

从阶段间的演化规律来看，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依照“线共生—面共生—体共生”的规律进行阶段特征演化。从深圳创业生态实践中可知，系统论视角下，在系统层面①企业会随着时间变化增加与多主体的合作联结；
②当系统内企业处于不同资源禀赋位置时，企业与多主体的合作模式多样化、联结方式复杂化，主体间共生结构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③随着系统内多个企业均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主体产生共生联结，在系统层面，共生结构将由线共生向面共生、体共生方向演化。

4.3 研究发现

4.3.1融合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阶段演化特征

(1)创业涌现阶段演化特征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新创企业能够汲取到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各自占据生态位开展创造型机会开发和利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呈现以创造型为主，复制型和改进型为辅的机会集状态。供给引领需求发展，多主体需求趋于同质化，企业之间以点对点的简单联系为主。在融合视角下，该阶段创业生态系统层面上整体表现出“生态位低重叠—创造型机会集—线共生”的演化特征。

(2)集群关联阶段演化特征随着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大量主体进入，资源与市场空间被挤占、瓜分，企业之间的生态位重叠程度显著提升，创业生态系统整体呈现以复制型为主，改进型和创造型为辅的机会集状态。供给与需求趋于对等，多主体需求趋于模式化，系统内各参与主体联系广泛，以争取更大范围的资源和合作，从而形成共生网络。在融合视角下，该阶段创业生态系统层面上整体表现出“生态位高重叠—复制型机会集—面共生”的演化特征。

(3)簇群共生阶段演化特征随着系统内多主体诉求的多样化、企业生态位的细化，系统中的企业寻求专精特新的市场空间，其生态位逐渐分离，以更加精细的多元化资源利用进行改进型机会开发和利用，创业生态系统整体呈现以改进型为主，创造型和复制型为辅的机会集状态。需求引领供给专业化，多主体需求趋于定制化，企业间合作更加紧密，不同层级的企业之间合作加强，形成了大型企业、政府、其他组织和新创企业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发展模式。在融合视角下，该阶段创业生态系统层面上整体表现出“生态位低重叠—改进型机会集—体共生”的演化特征。

4.3.2融合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机理

当对创业生态系统进行单一理论视角的演进分析时，仅能观察到某单一特征在系统级的集聚状态及动态变化，而对特征何以变化只能提供片面的解释。当以多理论维度融合视角探究创业生态系统阶段演化机理时，能够发现其某一特征的演化动力源于另一特征的动态变化(见图8)。由图8可见，生态位重叠和分离状态表征着系统内的资源供给状态，影响着生态主体生存空间的存续期，而资源供给状态影响着系统内的各类主体能够利用的机会类型，使得创业生态系统整体呈现不同的创新特征和产业集聚状态；
系统的潜在机会又进一步影响加入生态系统的主体类型及共生关系，改变着系统整体共生结构，表现出不同的系统联合效应。系统的联合溢出效应推动着创业生态系统进入下一个演化阶段。因此，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生态位重叠程度以及主体间共生程度，能够协同表征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并用以分析其他创业生态系统的阶段演化机理。

图8 融合视角下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

本研究融合创业学、生态隐喻与系统论3个理论视角，强调创业机会集是创业生态系统形成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包括创业企业在内的参与主体的生态位重叠和分离，决定系统内的资源流动并影响生态群落的自我维持，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和结构使得系统的联合效益发生变化。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生态位重叠程度以及主体间共生程度，共同推动着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依据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分析框架，基于阶段特征演化视角下的深圳区域创业生态系统，遵循着“生态位低重叠—创造型机会集—线共生”→“生态位高重叠—复制型机会集—面共生”→“生态位低重叠—改进型机会集—体共生”的过程路径。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①融合多个理论视角，基于动态演化验证了创业生态系统三维特征的判别标准，为开展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规律提供了分析框架，弥补了理论视角割裂和创业生态系统过程研究未达内在机理的研究局限；
②以深圳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为文本分析对象，探索了深圳创业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表现，初步探究了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的阶段演化规律，有助于后续进一步开展跨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本研究对如何系统地观测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阶段演化特征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本研究的未来研究展望：①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度量指标的补充研究。本研究融合创业学、生态隐喻与系统论3个理论维度，将创业机会集创新程度、生态位重叠程度及主体间共生程度作为识别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的判别标准，是否有其他度量指标及方式可以反映创业生态系统特征，未来可进一步补充和细化相应的度量指标体系。②关于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以及数据集选取。本研究以深圳区域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以1991～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和《深圳年鉴》作为文本分析的数据集，尽管符合我国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典型性观察，但仍缺乏比较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创业生态系统阶段特征演化的分析框架，未来可开展跨区域创业生态系统的比较研究，并选取更为恰当与客观的数据作为观测样本。③关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文本分析的信效度依赖于可获得的数据资源。文本本身对记录的故意歪曲和对事件的选择性记录都可能影响数据的确实性。研究者有可能从并不完整的数据中得出片面的研究结论，未来研究可以深度整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仿真模拟等研究方法开展偏误偏差更低的细颗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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