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超越、建构原则及实践路径

李晓曈，陶 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当今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诉求形成了普遍性的内在契合，但是西方价值体系试图以非理性、反正义的方式消灭意识形态与价值差异，制约人类共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由此导致了全球治理失灵的危机。从当代资本价值体系来看，西方价值体系是资产阶级追求资本剥削与增殖，不断建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集体意识反映。它的核心是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价值体系，既包含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等资产阶级现代价值观念，又内含着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实现扩张的生成与发展逻辑，本质上反映了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实现全球增殖与资本剥削的战略意图。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反映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重构世界交往秩序与实现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普遍交往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是对资本逻辑剥削秩序的重构，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核心权利。本文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挑战之双向境遇的分析出发，充分探讨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超越；
并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与世界一体化交往的时代要求，深入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原则及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实践转换的发展路径。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境遇中，存在着代表人类共同发展根本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代表资本剥削与全球扩张需要的西方价值体系这两种价值方案，后者实质上是反人类共同发展的资本“虚假共同体”，表达着资本逻辑跨入全球治理领域中实现价值增殖与建构制度性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目的。而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逻辑的“中心-边缘”世界治理模式的根本缺陷，做到在多样性的利益差别中把握主流价值共识，科学弥合价值分歧、包容利益差别，实现平等秩序基础上的共同发展。

(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25.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是各个分散的地区、国家、个体在一定共同性利益基础之上逐渐走向相互依赖、普遍联系的过程。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历史依据来自世界一体化发展。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经济交往逐渐跨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各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在资本主动扩张与旧式自然经济被动解体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因为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与人类历史的基础，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传统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难以满足新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受到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经济基础革新的冲击，因此打破封闭的自然经济而走向了世界市场。在此过程中，历史逐渐打破民族国家、区域地理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历史，人类命运也逐渐走向了普遍交往基础上的共同联接，从而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出场提供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解决世界性难题与谋取共同发展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现实依据。在世界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境遇中，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无法脱离世界整体单独去解决世界性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当今世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又处于剧烈的变革与调整之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凸显，全球性问题亟待人类共同解决，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只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技术协作与文明交融，才能聚集人类合力克服难题，保卫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为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安稳适宜的发展环境。同时，共商发展、共谋合作带来了超过局部发展之和的巨大实际效益，世界共同发展理念在实践中愈发证明了自身科学性。基于此，立足于世界发展的大局，在充分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凝聚世界发展共识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满足共同发展的双重价值需求，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产生的现实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共谋合作、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现实需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基础。从内涵意蕴上看，“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表明了人类共同发展的普遍价值前提；
“公平、正义”建构了当代世界交往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公共价值准则；
“民主、自由”反映了世界现代性政治模式的基本价值追求。从出场实质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性表达与全球性升华，坚持以“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为价值主体，是在吸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姿态包容世界人民追求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利益诉求，以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普遍性原则适应以全人类为主体实现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形成了具有历史开放性、普遍包容性、科学真理性、伦理正义性的价值体系。

(二) 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西方价值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挑战

资本逻辑贯穿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过程同整体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资本秩序紧密相连，资本借助系统性的资本秩序实现扩量增殖与制度建构，而不断膨胀的资本体系反过来又为巩固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秩序提供了物质性统治基础，因此资本逻辑不仅规制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突破国家的界限而渗透到全球治理体系中，规制着西方价值体系的实质内核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导向。“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逻辑支配人类这一现存世界秩序的批判。”(3)吴宏政.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基本定向[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2):66-75.资本逻辑是以物化劳动追求剩余价值与资本增殖的资本主义主导性运行体系，引导资本不断投入社会再生产的增殖过程，以物化劳动的压迫、剥削方式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支配，从而在市场权力无限扩大中实现资本主义整体性扩张，促使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向普遍交往基础上的近现代经济体系转型。然而，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逻辑规制的全球一体化模式日益凸显对人类共同发展真理性与正义性的遮蔽，其必然后果是走向自我否定。因此，只有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科学扬弃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价值体系，才能推动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世界历史走向真正的人类历史，破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资本现代性价值障碍。此外，根植于资本逻辑的西方价值体系，一方面通过世界市场攫取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霸权主义扫除阻碍资本扩张的一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因此，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西方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构成了西方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在其指引下，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共同发展便会建立在资本剥削秩序之上，而无法实现发展主体秩序之间的真正平等。这必然导致全球发展的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背道而驰。审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与价值冲突，虽然存在着不同形式，但究其本质，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是根本对立的，其中不仅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发展空间，而且具备相互借鉴、互通共融的可能性。因此，不同文化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必然冲突的特质，但是西方价值体系的非真理性、反正义性扩张却成为制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障碍。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存在着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合作难题，表现为追求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西方价值体系与追求人类共性发展利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价值对抗性矛盾。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西方价值体系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冲突表现为或激扬或缓和，但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根本分歧，这种价值对立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根源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非真理性与伦理非正义性。这一矛盾的解决需要构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对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现代性全球秩序的重构。

本节基于意识形态“认知-解释层面、价值-信仰层面和目标-策略层面”(4)何怀远.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浅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13-17.的内在结构，论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正义性与和平发展对西方价值体系虚假性、剥削性和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为其整合多元价值冲突，破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障碍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价值遵循。

(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的理论特质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虚假性的意识形态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西方价值体系下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只是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实现，这种建立在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上的价值观念并非对人类主体普遍发展利益的科学整合，而是资本统治与扩张的意识形态谎言，体现了哲学理论上的虚假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而非“抽象的人”出发，在历史动态中把握多元化人类发展的共性价值诉求；
而资本逻辑中“抽象的人”的前置议题是将人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永恒个体，因而使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为依据与解释原则，认为实践与世界总是处在变动与发展之中，价值的适用必须结合一定社会历史发展境遇，人类价值需要也呈现为一个历史发展而非抽象永恒的过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当前世界一体化加速前进、人类共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的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阶段性与总体性整合。同时，“现实的人”表现出多样性的发展主体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存在空间差异性与历史变动性，因此决定了建立在“现实的人”基础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克服西方价值体系抽象封闭的僵化语境，在历史实践中不断丰富反映人类生存与发展之基本需要的价值内涵。

审视世界历史，西方推翻了封建王权与宗教神权对社会生产方式革新的束缚，从而建立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建立之后，真实的阶级剥削关系揭开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面纱，资本统治的实现与发展建立在对广大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之上，他们摆脱了王权与神权的束缚，却又异化于资本统治秩序之中。“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5.，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式上宣称人人平等，但实质上法律与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阶级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由此奠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基调。列宁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描述性概念，本身不具有虚假性，资本主义为遮蔽资本统治的剥削根源而制造了虚假性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是超越虚假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维度的创新性表达，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科学统一，即在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真实反映人民群众不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解放诉求，实现了意识形态内容宣传与实质维护的统一。从理论层面上揭示西方意识形态虚假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科学性的对立，可以发现这种有意的虚假性遮蔽根源于其维护资本统治与剥削的需要，实际上构成了其自身理论阐述的不彻底性缺陷：即偏离科学与真理的规制方向，走向了科学的对立面。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性的理论特质，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虚假性的意识形态超越。

(二)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正义性的伦理内核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剥削性的意识形态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义要求。从目的上看，诸如西方“和平演变”的全球战略不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差异难题，而是为资本剥削与增殖消除障碍，迫使广大发展主体处于被资本统治的不平等地位，从而不断满足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体现了西方价值伦理的剥削性。全人类共同价值谋求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促进共同建设的义务与共同发展的权利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中不存在“天然的正义”，正义建立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上。西方解决价值分歧的方案受制于资本逻辑的传统霸权主义思维，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类发展利益的普遍性、历史性源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核心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颠覆非正义秩序的社会主义本质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世界性延伸，即通过破除世界范围内资本霸权旧秩序的非正义性，消除其剥削压迫的秩序基础，从而促进共同发展成果公平分配，在发展主体的平等秩序与发展成果的公平惠及两方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正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剥削性的意识形态超越。阶级意识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表现为特定阶级维护自身根本发展利益、表达未来发展意愿的普遍性价值体系。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发生新的变化，资本剥削秩序走向隐匿化与深入化，资本也逐步向全球秩序扩张以寻求新的增殖形式。但是，资本以物化的方式实现无限增殖的价值本性没有发生变化，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代资本增殖的速度远高于经济与工资的收益，指出在西方价值体系的推动下“那些长期存在的促进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力量并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2.。西方价值体系指引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导致不平等主体秩序之上的剥削现象。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美苏冷战之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反而继续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演变，发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企图破坏中国和谐稳定。而这种国际性意识形态的对抗，本质上同样源自于阶级意识的根本性对抗。正如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所说：“任何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都是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辩护。”(8)布莱恩·巴里.正义诸理论[M].孙晓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中国坚持消灭剥削与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维护资本统治秩序的阶级意识是根本对立的。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与国际环境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表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平等国际关系，从而实现人类共同发展与自身解放，在本质上体现了实现正义的高阶要求，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剥削性的意识形态超越。

(三) 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的实践导向实现了对西方价值体系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实践导向符合现代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规律。随着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鲜明主题，彰显了各个地区人类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生产方式的日益革新使得世界范围内普遍交往变得更加畅通高效，网络化、信息化技术的全球性覆盖为地域性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世界空间，由此，追求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普遍价值定位，反映了现代世界命运相关、发展互联的本质态势。

在此基础上，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平发展的意识形态实践导向超越了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从“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到“美美与共”，中国一直以来都有追求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历史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这种历史底蕴，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平发展奠定了文化基调。然而，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发展却历来伴随着霸权主义的指引。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通过对外侵略与掠夺实现了初期积累，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升级，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得以建立与发展，资本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带来非正义增殖。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劳资关系与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但与资本主义“发迹史”历来伴生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和“零和博弈”等霸权主义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融入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血液之中，成为资本逻辑扩张的历史性指导思维。霸权主义的历史传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信任，并以自身历史发展的狭隘性审视中国，认为中国发展必将同样走向霸权主义道路，进而威胁西方的资本统治地位。东欧剧变之后，试图将历史的终点引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国依然秉持冷战思维，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武器，发动经济贸易战、价值文化渗透、局部军事战略威胁等一系列措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打压与抵制。美国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实现了对苏东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这种成功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美国继续坚持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外交的发生动力。事实也已经证明，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一些隐匿于“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幌子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趁机发起了种种意识形态侵略，试图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当今时代主题与国际背景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促使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朝着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信息科技的升级与普遍交往的深化相对缩小了人类交往的时空界限，各个地区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而凝聚人类发展共识、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基本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的实践导向与霸权主义形成了历史性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它在实践层面对西方价值体系全球治理的超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始终坚持先导性、批判性、使命性的基本原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发挥价值引领、批判与维护功能。

(一) 坚持占据真理与道义制高点的先导性

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9.。理论走向彻底才能说服人，而价值只有占据真理与道义的制高点、在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真实反映人民共同发展的普遍性诉求。首先，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占据真理制高点需要保证其存在基础与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在存在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要始终建立在“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基础上，反映在现实世界里，就必须以全人类为主体而不是以特殊群体为主体凝结共同需求，以保证利益实现主体的真实性。“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主体是全人类，价值客体是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愿望的价值表达。”(10)王公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语境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J].学术月刊，2022(7):5-17.在发展过程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价值抽象，而是一个根植人类主体需求变动以保持开放发展的价值语境，既要凝结总体价值共识，又在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动态中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身有机价值内涵，从而彰显其发展科学性。其次，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占据道义制高点需要克服西方价值体系的专制话语，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公平发展。西方融入世界一体化的价值逻辑塑造了异化的全球交往秩序，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秩序，“一切活动都是从个人利益的基点出发，从而使人与人之间全面而丰富的伦理关系异化为单纯的利益关系，以其维持阶级差别，并最终导致阶级之间的冲突”(11)王新生.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97-198.。这种异化的国际秩序忽视了人类发展总体的伦理正义要求，体现了资本剥削秩序的世界性延伸。面对西方资本统治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亟待变革全球治理的旧式资本秩序，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3.；
亟待批判西方霸权主义实践，营造公平正义的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普遍性交往的安全发展生态，充分展示全人类共同价值关于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说服力与实践感召力。

(二) 坚持抵御错误思潮与有害价值的批判性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创新与发展，而决不能在面对“非意识形态化”“全面西化”的多样性冲击中迷失自身。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坚持抵御与防范各种“西化”思潮，加强理论批判与价值批判，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发展。西方有害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表现，本质上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虚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引导社会主义的“全盘西化”。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7.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还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渗透形式。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有害思潮试图染指中国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谋取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性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基于剥削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必将导致颠覆性问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5.思想防线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一旦松懈，就会让自由主义思想有机可乘。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渗透战略，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坚持批判性，坚持回击错误思潮与主动构建话语体系的统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成效中体现价值批判性与建构性，在价值与实践的统一中提升主体能动性，揭穿西方有害思潮的政治不良目的，避免落入西方意识形态陷阱，始终维护好中国主流价值安全。

(三) 关照人类总体发展与命运的使命性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指出超越“物役性”(15)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的主体颠倒秩序，从而重建关照每个人与所有人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超越西方阶级主体狭隘性，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探索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所需要确立的人类主体的多维需要，从而使人类主体“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全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实现了“人民性和人类性的统一”(17)陶林，车軑珏.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重维度[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43-53.，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世界性价值理念。“差异性是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一种特性，但并不是其唯一的特性，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性与文化及价值观的共享性并不冲突。”(18)孙春晨.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1):27-32.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意识，包容非对抗性价值差异的多样性文明，超越西方价值体系的主体性价值偏见，始终坚持关照人类总体发展与命运的使命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战略体现在促进人类总体发展与历史命运的有机统一。在总体发展层面，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审视作为普遍交往基础上的“联合体”的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理性促进人类历史发展、现实需要、未来目标的三维统一，在科学把握人类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础上指引人类总体发展方向。在人类命运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需要始终保持全人类的主体地位，反对任何特殊阶级谋求剥削利益、特殊利益的行径，以命运共存引领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统一。在此基础上，以多样性个体利益的不断满足，促进人类命运总体的价值实现，以人类的共同发展为个体发展提供更高的发展空间与平台，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超越了西方价值体系全球治理模式，即要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基础上重构合作共赢、平等协商的价值体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入传播与理念表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中国全球治理价值体系的观念表达，需要首先立足于当代“两个大局”的现实需要与实践要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发展的总体思路下，重构全球治理体系，以中国之治促进世界发展；
其次加强对外交往组织建设，发挥国际组织作用，积极构建人类共同发展的实践平台；
最后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优化话语叙事，形成国际普遍的价值认同。

(一) 提供中国之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存与发展挑战，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生态环境、贫富差距、恐怖主义等问题成为制约人类共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因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西方全球治理危机，亟待积极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换，充分发挥中国之治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效能，积极破除西方主导的旧式国际关系格局，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世界的和平进步与共同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尽管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治理体系在超越传统社会束缚、构建现代生产方式与现代性意识方面曾经起到过巨大的革命性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资本通过剥削实现增殖的基本逻辑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需要与实践需要形成了根本性矛盾。植根于资本逻辑的旧式国际关系格局本质上依旧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全球治理的体系渗透，它以少数特殊阶级的特殊性利益遮蔽了作为整体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推翻旧式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格局，打造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共商”要求世界各个主体实现平等交流，充分尊重不同主体的发展意愿与价值需要；
“共建”要求共同参与世界治理与共同发展，坚持权利、责任、义务的基本统一，积极承担世界治理责任，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集众人之力推动共同发展。“共享”是在“共商”“共建”基础上的世界分配格局，要求基于平等正义的分配观念实现共同发展利益的普遍性惠及，反对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体系，充分保障各参与主体的切身利益。

(二) 构建实践平台：加强全球交往组织建设

作为人类普遍交往的价值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理念形态转向现实的过程需要依托于具体的交往组织平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的总体指引下，依据特定地域、现实条件的发展需要，就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科技合作、生态环境、医疗健康等共同性领域构建专门性的实践平台，积极发挥中国解决世界共同性问题的制度优势与实践能力。面对这些共同性的生存与发展难题，亟待中国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与举国之力，为构建和平安稳、交往有序、发展顺畅的世界环境提供中国力量。例如中国积极对外输送医疗救治队伍、疫情防控物资、新冠疫苗，就为世界疫情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解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差距的问题上，中国带头倡议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世界多边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亚投行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抓手，有力促进了各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合作，在化解金融危机风险、提升经济发展能力、经济发展创新水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旨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为全球共同发展、实现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九年多来，中国在促进就业、提高财税收入、贯通融资体系与贸易体系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与沿线国家合作机制不断丰富，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共同应对挑战能力显著提高。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通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思想文化、轨道交通等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为解决世界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现平台。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交往组织建设，积极发挥国际组织在协调交往关系、贯通融资体系、促进文化交融、保障政治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支撑性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新型人类共同发展平台，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公平正义、交往顺畅、科学有效的实践平台。

(三) 形成国际认同：加强国际话语叙事传播

面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专制话语，必须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策略，主动加强对外传播的体系与机制建设，在促进价值理念认知、价值标准认可、价值目标认同的过程中，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转换提供有利的舆论场域与主体性支持。其一，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理性阐释。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这种彻底性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本质、明晰其规律性，从认识的主客观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科学性与真理性统一的层面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理性依据。尤其要在批判西方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从揭露其主体特殊性、利益剥削性、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人类主体、共同利益追求以及现实基础做出科学阐释，为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性认同提供学理性支撑。其二，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叙事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7-198.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涉及不同地域、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习俗差异，受众主体既具有价值观念认知的普遍性可能，也面临着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认知与认同的文化与传播策略障碍。因此，要坚持价值传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既要提炼贯通中外的共性价值观念与文化标识，也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创新传播方式，利用互联网、国际组织、新闻媒介、国际会议等形式系统宣传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根脉、学理基础、主体构成、价值理念、目标形态等内容，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外传播的系统阵地，促进外部世界更加真实、客观、全面地认知、理解、认同全人类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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