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运动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

李沐纯,吴星南,吴志才

(1．华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006；
2.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旅游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乡村旅游社区是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空间单元，也是实现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空间载体。具体来看，乡村建设行动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有多方面的一致性。村庄规划与建设既是盘活乡村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条件，也是催生乡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乡村百业兴旺的顶层设计。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促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乡村旅游吸引物和营造宜居宜游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旅游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既通过游客的在地消费提供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可能性，也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融合发展、提供就业机会等提供了全新路径。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建设呼应了百年乡建“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的重要意涵[1]19，也为新时代乡村的良性稳态治理提供了发展思路。

我国的乡村旅游发轫于政治性接待、发展于市场化进程、发散于乡村振兴战略，并逐渐成为地方政府通过项目库“打包”，借助土地、人力、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工商业资本与各类项目结合起来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手段[2]。地方政府意在通过资本下乡“经营土地”[3]，以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和良好社会治理的多重目标。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从社区权力来看，资本下乡由政府主导且需要大规模流转土地，社区能力较弱的乡村旅游社区可能会因外部力量的权力资源和资本优势缺失话语权和决策权[4]，甚至出现社区治理的“依附性风险”。从治理主体来看，具有权力异质性的乡村旅游精英一方面在机会识别之下通过“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个人的经济机会与政治嵌入，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精英群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形成具有排他性质的本土治理群体[5]。从治理空间来看，在以乡村民宿为代表的旅游产业资本下乡中，地方政府行政力量、旅游产业资本力量和社区居民情感力量的权力博弈，使“家”的空间成为介乎“理想空间”和“商业空间”之间的杂糅性空间，不仅改变了“家”这一生活空间的文化意义，而且容易产生新的矛盾与冲突，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现代空间治理体系[6]。因此，试图以资本下乡为主导，推进乡村旅游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效果的努力始终存在很大的风险。

聚焦乡村旅游，尽管乡村旅游社区的形成包括“社区旅游化”和“旅游地的社区化”两个逻辑反向过程[7]，但是无法回避本身作为乡土逻辑、行政导向和市场机制相互作用产物的事实。而且，旅游产业的多要素融合、多主体互动和多空间整合特征，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治理机制作出适应性调整，建立“人-人”“人-地”“人-物”和“人-业”和谐的全方位治理系统[8]。因此，不仅需要通过“市场”的逻辑理解现代化因素和市场机制如何影响并改变乡村旅游社区的发展路径，而且需要通过“乡土”的逻辑关注乡村旅游社区的地方性、群体性和文化性[9]，综合小农伦理经济和旅游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嵌入并纠结”的经济与社会中找寻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平衡点[10]。但是观照既有文献发现，第一，尽管有学者认识到，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可能会给乡村旅游社区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从嵌入性的视角理解乡村旅游社区资本下乡负外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未能清晰地呈现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遭遇的多重脱嵌困境。第二，既有研究很少将资本下乡和乡村建设同时纳入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框架之中，未能明确两者影响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差异性路径。第三，强调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将“乡村建设”限定为“美丽乡村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作为研究重点[11]，对乡村旅游社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关注不够，因而未能厘清“再嵌”机制；
通过创建乡村的“美丽资本”引导外来资本作用发挥的路径也缺乏解释力[12]。

因此，本文遵循“明确理论资源—描述现实困境—探寻可能路径—建构理论框架”的基本逻辑，首先，从波兰尼基于嵌入性的分析而提出的“双向运动”与我国百年乡村建设的理论视野出发，寻找本研究的理论资源和切入视角。其次，讨论乡村旅游社区资本下乡遭遇的四重脱嵌困境，厘清“为何资本下乡会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再次，基于“大乡建”视野，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秩序三个层面，分析以乡村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如何促进旅游资本“再嵌”于乡村旅游社区的。最后，尝试建构双向运动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整体框架，探寻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可能路径，为更精准地提升乡村旅游社区的治理效果，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包容性发展提供可行性方案。

(一)“双向运动”：“去脉络化”发展

“双向运动”理论由卡尔·波兰尼提出，其不仅是理解嵌入、脱嵌和再嵌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为处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的乡村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波兰尼借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讨论了前社会和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区别[13]。他认为，在前社会中，经济是“嵌入并纠结”于社会、政治、宗教等关系中的，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取代等价交换成为经济原则，并受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制约。而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经济对个人和社会生存的重要性，能够“使社会的实存本身从属于市场的法则”，此时，经济脱嵌于社会，基于社会关系形成的共同体不能再为个人的生活和安全提供保障，扩大资本和谋生成为最终目的，经济在社会中“改变了它所在的位置”，交换成为普遍的“整合形式”。但是，这种以激进和乌托邦的虚拟性为特点的、经济完全脱嵌的社会尽管狂飙突进，因其必将导致社会的毁灭而不曾也不可能实现[14]，会在不同层面上遭受到“人的反抗、自然的反抗和金钱的反抗”等反向掣肘[15]，在相反的方向上形成“自我保护运动”，以制衡激进、稳定社会，并促使经济再嵌于社会。

回到中国情境与历史脉络，近现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同样存在着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正向运动”。甲午战争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进入了全方位的转型，这代表着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土社会的批判。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化解工业化遭遇的各种危机，国家调整了广大农村的经济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发展中心主义导向下，对市场原则的绝对追捧导致了工业生产不得不向乡村转嫁制度成本[16]。从结果来看，尽管它们促进了我国的发展进程，但是这种脱离乡村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去脉络化正向运动”，也引发了“三农”问题，直接催生了乡土社会各种形式的反向“自我保护”，引发了知识分子参与并直接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乡村建设实践[17]。

乡村旅游正是兴起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1979—1984年市场的出现、1985—1992年市场制度的出现和1993—1999年市场社会的出现构成了这一时期“正向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14]。对于大多数乡村旅游社区而言，在经历短暂的由社区主导的探索阶段后，遂进入以外生的强市场资本主导的发展阶段。当市场资本通过掌握旅游生产经营控制权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发展目标时，部分社区居民可能面临被迫边缘化的处境，甚至遭受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人际关系等多维排斥[18]，不仅有可能出现社会冲突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也可能使社区居民的文化仆从感、自卑挫败感增加，直接影响其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19]，引发乡村旅游社区反抗式的“自我保护”。因此，“双向运动”这一理论资源既能够从市场与社会的宏观互动模式出发，厘清旅游产业资本作用于乡村旅游社区的方式和路径，明确乡村旅游社区居民的反应性行动；
也能够从政府、企业与村民等微观主体出发，分析以资本下乡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导方式为何会影响社区的有效治理，因而具备情境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

(二)乡村建设：“脉络化”努力

乡村建设源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以知识分子为先导，以政府力量、社会贤达等各种政治力量为代表，以拯救、建设和复兴处于“崩溃与动荡之状态中”的乡村，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为目的的乡村建设实践运动[20]。“乡村本位”和“实践本位”的立场赋予了乡村建设运动持久不衰的生命力，使乡村建设不仅能够破解“百年乡村破坏”当代表达的“三农”问题，而且可以回应时代发展的重要问题，实现乡村发展的“百年延续”[16]。同时，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在乡村建设行动的开展过程中始终浸润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因此，乡村建设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回嵌”乡村这一再乡土化探索的重要实践参考和理论源泉，也是百年发展脉络中的实践尝试与建构中的理论本身。

从核心要义来看，乡村建设是具有适应本土与乡土的特点，回归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理论与实践内在张力整体性的一种“脉络化”努力。根据既有研究，可以将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16]：在经济层面，促进现代生产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回流，并带动乡村的综合性发展；
在社会层面，实现“乡土”脉络的回嵌，重建能够促进乡村包容性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秩序，重塑以再组织化的农民为主体的良性稳态治理格局；
在文化层面，重新认识并扎根于伦理社会中的情理[1]，在重新挖掘的乡土价值之中，提出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可能的中国道路。

因此，“资本下乡-乡村建设”构成了我国乡村发展的正反路径。对乡村旅游社区而言，以乡村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是在资本下乡这一“去脉络化正向运动”下，以提升乡土社会自我保护能力为目的的“脉络化反向努力”。因此，从乡村建设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出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激进”的发展中心主义导向带来的各种问题，为厘清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何以可能”提供一条分析理路。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在明确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第一，在“资本下乡-乡村建设”的双向运动之下，为什么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会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带来负面影响？第二，以乡村建设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又如何通过反向的“自我保护”，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在上述问题的导向下，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的双向运动这一实践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当前的现实现象，研究目的为通过对现实现象的分析构建一般性理论框架，因此选择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和焦点小组访谈等方法来收集资料，以归纳分析和解释性多案例分析作为分析方法展开研究。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田野调研的一手资料。资料来源于笔者及研究团队2018—2021年在云南云县开展的参与式观察，2015—2021年在广东惠州博罗县的持续跟踪，2020—2021年在广东惠州、清远等地展开的专题调研。二是三角验证的二手资料。为了提升研究的信度，本文还选取了来自新闻媒体报道、文献资料、视频资料和书籍资料等进行资料的三角验证。

2011年，与流域各省（自治区）联手启动省界水质断面全覆盖调查性监测工作，采取“直测、共建共管、委托监测”等措施，省界断面覆盖率由45.3%上升至100%。

资本下乡是伴随着我国的农村改革而产生的经济现象，最初是国家为了增强“统”的能力、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采取的三个实践方向之一[21]。乡村旅游的高附加值使其成为资本的重点投资对象；
而乡村旅游的特殊性也使下乡资本受到城乡空间、内外关系和主客角色等的影响，乡村旅游社区具有更明显的“双向运动”现象。在双向运动的影响下，资本主导而内生动力不足的乡村旅游社区，其社区治理中会出现空间功能失衡、社会关系冲突和主体角色矛盾的三重脱嵌困境。

(一)转嫁与接纳：“乡”与“城”的发展失衡

从宏观层面出发，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成为我国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22]。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正向运动”引发了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23]。20世纪50至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格局和宏观环境的变动，为了化解制度演进产生的危机，工业不得不对“三农”进行巨额提取，乡土社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24]。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进的城市化形成了城乡“中心-边缘”结构，乡村生产要素大量外流，中西部的一些乡村甚至面临人口结构空心化、社区参与边缘化和基层治理内卷化等发展的负外部性风险。城乡发展失衡及其现实问题成为乡村旅游社区资本下乡无法忽视的宏观背景。

从微观层面出发，资本下乡作为资源再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已经发展出了“资本+农业”“资本+社会服务”“资本+非农产业”并存的多种发展模式[25]。乡村旅游正是“资本+非农产业”发展模式的一种现实尝试[26]。但是，乡村旅游社区的资本下乡掺杂了国家、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等多个主体的复杂利益诉求，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乡村空间脱嵌于城乡地域综合系统的困境。基于收益风险的综合考量，地方政府将“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的模式结合起来，引导工商业资本下乡，进而形成了“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3]。由于乡村旅游社区能够为城市游客提供异于城市的景观呈现和生活方式，形成参照和弥补效应[27]，为了能够创造游客心中的乡村景观，土地的商品化成为乡村旅游社区资本下乡的核心内容[28]。受到指标配套的影响和农村集体用地产权的限制，乡村旅游社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多通过“农民上楼”、土地整理和流转等方式盘活土地[29]。但是，对于资本主导型的乡村旅游社区来说，尽管土地整理为社区居民的可持续生计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30]，但因其本身的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少，在与外来资本的竞争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脱离土地保障的情况下，容易依附旅游资本，生计受到旅游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而趋向不稳定，甚至有被“挤出村庄”的可能。例如，在广东省南雄市珠玑古巷，社区居民主要以非正规就业形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而他们却感知到了经济、政治参与、职业发展、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等多维度的排斥[31]；
又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部分社区居民不仅难以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被边缘化，最终被迫选择离开村庄[5]。可以说，资本下乡促进了正向运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再造，但是其内核可能是基于“土地-财政-金融”的城市中心主义在乡村旅游社区的延伸，其城乡非协同发展实践本质和以排斥性及不平等为特点的制度固化特征[32]，有可能导致社区生产要素的流失，进而加剧城乡发展的失衡。

(二)伦理与市场：“内”与“外”的利益冲突

社区被认为是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33]，是共同体这一概念在中国本土的延伸与发展。村民通过血缘和地缘联系起来，形成了经济“嵌入”社会的、具有亲疏远近的“自己人/外人”的小圈子[34-35]，这种小圈子具有天然性、有机整体性和封闭性三个特征[36]。在社区中，村民受到本能、习惯和记忆的影响，在“熟人社会”中共同生活，并从中建立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由社区构成的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区居民既需要建立自然情谊，也需要完成道德义务，实现内在要求和外在规范的统一[37]。在内外有别的基础上，“自己人”在亲密情感、伦理责任、信任和荣辱连带方面较“外人”来说处于高位[38]，因此村庄内部的经济行为也会遵循信任、互惠、道义等乡土文化逻辑。

而乡村旅游是在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下诞生的经济发展形式，形成了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逻辑和以业缘为联结的主体纽带。但是，中国乡村的特殊性使乡村旅游社区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乡村旅游社区具有“共同体”的遗存——基于血缘和地缘所形成的地方性、群体性和文化性等特征；
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社区具备高度现代化的旅游功能，社区内部形成了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阶段性会促使三者展开动态互动，形成“乡土逻辑主导”和“市场逻辑主导”两种发展模式。

而不管是哪种发展逻辑，以资本下乡为主要目的和形式的乡村旅游都会导致“内”与“外”的冲突，产生市场脱嵌于伦理的趋向。从利益分配来讲，一方面，下乡资本是外在于乡村社会网络的发展主体，利润最大化导向使资本倾向于追求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通过对时空进行分割的空间权力运作，生产出“服从的主体”[39]，与“自己人”依靠人情、互惠和信任等行动逻辑相冲突；
另一方面，内生于资本的逐利属性造成了发展的效率导向和结果导向，而乡村旅游却存在资本的回收周期较长、回收过程易受经营管理影响等特点，投入资本的规模不合理可能导致企业面临债务风险。从行为认知来讲，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在审美上存在绅士化和草根化的差异化取向，而旅游企业的“外人”身份容易让社区居民放大两者审美上的分歧，导致旅游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等过程矛盾重重。比如，上良民宿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文化品位设计并建造具有商业审美属性、能够满足游客想象的乡村民宿景观；
而上良村民对乡村景观大多采取了客观主义原真性的理解，“原汁原味”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28]，两者不仅产生了“花园”景观与“菜园”功能的矛盾，而且因为景观设计上的分歧导致民宿外立面难以实现“土味”和“现代”的调和，最终既缺失了乡村景观本身的吸引力，也难以提供现代化的审美。

(三)生活与停留：“主”与“客”的角色矛盾

我国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从起步时的政治性接待到逐步市场化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发展阶段存在发展重点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为了顺应乡村发展的趋势，寻找乡村全新经济增长点的经济社会活动。由于旅游是一种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现代性结构化社会行为，当市场的经济属性与目的地发展紧密结合的时候，乡村旅游社区的居民和游客之间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受到现代性权力话语的影响，并因为金钱对话语的替代性，转换成金钱对主客关系的影响。在货币“第三元”的渗透下，旅游行为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换[40]。

具体来看，一方面，利益导向会促使资本以游客需求或政府发展指标为中心，无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发展权利，更不会遵从在熟人社会中以东道主为主体生成的乡土逻辑。这样的乡村旅游发展会面临“去主体”的风险，必然会引起乡村旅游社区的反向“自我保护”。乡村旅游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会经历“融洽—冷漠—厌烦—对抗”的情感曲线[41]，最终可能会走向无法挽回的对抗局面。比如，由碧桂园在广东惠州茶园村投资的良井原乡项目很少吸纳居民的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不仅面临因乡村旅游发展导致的生活成本提升，而且除了能够获得每三年一次的土地租金外，较难参与到民宿、餐饮、牧场和酒馆等的经营活动中去，这导致部分社区居民的心理认知失衡，甚至产生破坏企业公共设施的不法行为，阻碍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1)茶园村的相关资料源于笔者在广东惠州茶园村开展的非参与式和观察深度访谈。。另一方面，这种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并不在乎基于地方性共识形成的文化记忆，伴随着游客流动而来的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文化被奉为圭臬，文化资本在社区居民的“自卑感”和游客凝视中被交换为货币资产，导致了主体身份的疑惑甚至是地方文化的消解。

以资本下乡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使乡村旅游社区面临着空间功能失衡、社会关系冲突和主体角色矛盾的三重脱嵌困境。因此，需要寻找乡村旅游的全新发展方式，为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提供基础条件。以“再嵌”乡土为核心内涵的乡村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中只强调市场因素的“乌托邦式”正向运动提供一种反向的制约力，通过其本身的“反应性”和“保护性”特征，在以乡土性的维护为核心的基本取向上明确中国本土的情境特征，在以乡村旅游社区居民为主体的坚持下实现良性稳态治理和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农民主体组织、产业要素流动和社区共同体价值三条路径，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反向的自我保护，建构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的主体基础、内容基础和秩序基础。

(一)主体再组织化：以社区赋权重构要素再回流载体

“再组织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更新或解构不能适应全新经济社会发展的组织；
其二，为了满足某一目标，组织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以构建新型社会组织[42]。主体再组织化是乡村建设过程中重建乡村主体性的关键一招，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发挥其主体作用，能够增强其参与和主导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能力，缓解个体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政府公共资源以及农民合作问题频出等现实矛盾[43]，是实现以社会建设为目的的自我保护反向运动的必要手段。

借助话语赋权、权力合作和制度嵌入推动社区赋权过程，是促使弱势村民获得权力资本流动、社会资本积累和发展机会争取，发挥村民在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中的主体角色，最终形成具有凝聚力、稳定结构和发展能力的村社共同体的重要方式。首先，推进话语赋权，建立基于村民理念、语言和行为的公共表达平台[44]，通过平等对话平台的建设促进嵌入性治理，让村民有话敢讲、有话可讲、有话愿讲。借鉴广东惠州上良村的“三共委员会”模式(2)上良村的资料源于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获得的上良村提供的《三共委员会巡查制度》这一文字资料。，发挥老专家、老党员、老教师等村庄骨干的带头作用，动员村民反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再经由村支部和村委会制订针对性的措施，增强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其次，加强权力合作，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提高村民个人的生存能力和选择自由，建立“市场—政府—村民”的权力合作链条，打造主体成长条件。一方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学习云南云县昔宜村的基本思路(3)昔宜村的相关资料源于笔者团队在云南云县昔宜村开展的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激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将乡村民居融入民宿、客栈、农家乐和渔家乐等旅游业态，创造更多生计方式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带动当地村民参与提供旅游住宿和餐饮等旅游服务，实现乡村旅游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协同，创造或解锁不被村民个人支配的机会[45]，实现经济增长能力的提升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再次，规范制度嵌入，加强结构性正式制度和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升微观个人行为、网络结构关系和地方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执行效果[46]。借鉴广东清远连樟村的“工作队统筹、镇政府支持、企业推进、村民参与”的基本思路(4)连樟村的相关资料源于笔者在连樟村展开的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以及连樟村提供的《连江镇连樟村简介》《连樟村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案例分享》和《连江口镇连樟村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总结》。，强化工作队和镇政府的正式制度设计，完善企业和村民的意见吸纳机制，扎根地方经济条件和文化土壤，构建联农带农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科学的多元主体决策机制，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二)城乡循环修复：以要素循环重建包容性发展秩序

本文探讨的城乡循环修复，强调在以乡村建设为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式下，实现城乡的主体流动和要素循环，可持续性地修复城乡问题，最终建构起均衡合理的城乡关系[47]。主体的再组织化为促进乡村旅游社区“村庄市场共同体”奠定了社会组织基础，为乡村建设中资本、技术、移民、回流劳动力等要素的回流提供了条件。旅游场域中的主体具有“城乡两栖”和持续流动的特征，不仅能够将城市的资本、生产生活资料、生活方式、管理制度与技能等现代性要素带回乡村，而且能够借助旅游活动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生活方式更新和情感纽带重建，甚至使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流回城市，满足“乡愁”需求、扩展城市生活和生态空间、缓解城市资源紧缺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通过城乡循环修复的过程，发挥好空间中流动要素禀赋的作用，将互惠逻辑、信任逻辑、伦理逻辑等“再嵌”于乡村旅游发展，建立“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社区治理格局[34]，形成包容性发展秩序。

以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势为基础，拓宽现代性要素落地乡村的渠道，打通新时代乡土价值走向城市的通道，是推动城乡要素循环、实现乡村旅游社区包容性发展、重构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内容的关键手段。首先，创新乡村土地要素和城市各类要素的衔接机制，构建以村民为受益者、以村社集体为统筹者、以企业为建设者的土地跨村流转模式，引入城市的资金、技术和创意，借鉴陕西省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的实践经验[34]，建设生态停车场、公共休闲空间和游客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通过旅游用地的整合，打破村庄的地理边界和村民的心理边界，探索破解土地细碎化的可能路径。其次，再现人的人文属性和乡村的新价值和新活力，一方面，参考福建省屏南县的乡村文旅实践[48]，通过“引进高人、引来新人、引回亲人”的人才吸引政策，建立回流人才的吸引机制；
另一方面，参考陕西省袁家村的“商业化互惠”逻辑[34]，融合乡土价值和市场逻辑，依托产业互惠的产业运营模式广纳人才，打造基于“片区划分、层级管理”的人才内部流动机制。最后，挖掘生态要素的绿色价值，遵循“政府部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市场主体创新生态旅游模式、村社集体与个人参与绿色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仿效广东惠州南昆山的小企业民宿集群模式(5)南昆山的相关资料来自笔者在南昆山实地调研中开展的深度访谈、《南昆山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2016—2030)技术文件》、《惠州日报》“龙门乡村”系列报道等资料。，在保护中谋发展，实现绿色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齐头并进。

(三)文化生态整合：以三生空间重塑社区共同体价值

文化生态是指某一区域内特定的文化形态及自然和人文环境构成的整体，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制约并相互影响是其显著特点[49]。文化生态的“天人”和“人文”的历史演绎从“三生空间”的视角为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的经济“再嵌”于社会[50]，实现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促进乡村旅游社区生产空间的功能转化、生活空间的创新拓展和生态空间的边界整合，是发挥文化生态的系统作用、重塑社区共同体价值、重塑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秩序的基本要求。首先，整合文化生态中的“个体-群体”社会关系，将一般性的生产空间转化为可供村民使用的公共空间，让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公共议题的决策，重塑“新乡村性”的社会生态，提供村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机会。其次，整合文化生态中基于时间轴线的历史关系，借鉴云南云县孔美村的思路(6)孔美村资料源于作者团队在云南云县孔美村调研中的焦点小组访谈和实地调研。，将老旧民居作为文化记忆载体和日常生活空间的重要载体，在基础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功能升级，并通过规划村民广场提升村民日常交往的密度，再造乡村的公共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形成乡村全新的生活生态，增强主体归属感。再次，整合文化生态中指向地理边界的空间关系，改善人居环境，修复生态景观，学习孔美村和屏南县等地的文化旅游实践经验，发挥自然景观和绿色空间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核心价值，通过建设生态长廊、开展生态研学、开发立体生态资源等手段，传承乡村的自然生态观念，唤醒村民对家乡、游客对乡村的乡愁记忆和情感依恋，形成乡村全新的自然生态和产业生态，凸显乡村产业经济对地方认同和文化记忆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尝试建构了双向运动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资本下乡作为“去脉络化”的正向运动，资本固有的负外部性和“激进”的发展模式会导致乡村旅游社区面临三重脱嵌困境。第一，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重城轻乡”发展路径的影响，乡村既要作为城乡发展的“稳定器”，承担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制度成本，面临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

图1 双向运动下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理论框架

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难题[23]，又需面对自身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人居环境较差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现实困境导致乡村空间脱嵌于城乡地域综合系统。第二，资本的逐利本性很有可能导致资本一味追逐市场需求甚至采取标新立异的超前策略，不合理地开发利用乡村旅游社区的资源和景观，伤害乡村旅游社区的发展基础；
其内在的快回报要求又与乡村旅游投资回收的长期性形成了矛盾，资本迫于压力转变经营策略甚至退出的行为，很有可能造成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可持续，进而导致乡村产业脱嵌于乡土逻辑。第三，市场逻辑的渗透可能会导致乡土逻辑的遮蔽，在造成“一切向钱看”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切向游客看”“一切向城市看”“一切向现代化看”的一元化价值体系，乡村旅游社区及社区居民被放在了“天平的低处”，严重影响了文化自信的培育和集体记忆的延续，导致了乡村文化脱嵌于民族价值。

而乡村建设作为“脉络化”的反向自我保护，能够建构起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秩序”三位一体的嵌入性治理框架，为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路径。第一，回归村庄发展的内生机制和社会基础，发挥“人”的关键力量，调整社区居民与其他主体在村庄发展中的位置，通过社区赋权提升居民这一核心主体的社区参与意愿和能力，重塑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的主体性。第二，依托系统性与多元化的旅游流动过程，实现多种资源要素的城乡流动，在整合乡村发展和城市消费的综合需求下，搭建乡土逻辑与市场逻辑连接的可能通路，形成基于居民主体的多元化经济结构，为社区嵌入性治理提供经济基础。第三，基于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理念，重建乡村旅游社区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营建以乡村旅游公共事务参与为核心的居民良性交际网络，提升以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为基础的乡村性景观化表达[51]，促进乡村旅游社区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化语境的有机契合和传统文化的再生产[52]，在实现传统乡村性向“新乡村性”转变的过程中，重构乡村旅游社区嵌入性治理所依存的社会生态、生活生态、自然生态和产业生态，建构具备“乡土-市场”双重逻辑的社区共同体。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需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将乡村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53]，是资本下乡行动的“改良”版，是以包容可持续为目标、以乡村为主体、具有深刻文化批判性的一场“乡村复兴”[54]，是乡村旅游发展必须坚持的方法和目标。但是，受制于发展的阶段性，在资本的外生性缺陷下，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与乡的失衡、内与外的冲突、主与客的矛盾，影响了社区的良性稳态治理。因此，如何从资本下乡转向乡村建设，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效益和效能，是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由“乡土中国”迈入“城乡中国”的历史阶段[55]，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摆脱对“激进”现代化的路径依赖，需要通过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实践来发挥制度创新的效果。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建设的行动方式之一，能够借助旅游这一现代性活动更新乡村的行动者结构，进而推动乡村社区的制度创新与实践。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旅游需要转变发展思路，通过乡村建设重构农民的主体性和组织性、重建农业的百业态和包容性、重塑农村的乡村性和公共理性，减少因资本下乡带来的“激进正向运动”给城乡带来的整体性风险，通过乡村的自我保护运动和乡土重建，在主体再组织化、城乡循环修复、文化生态整合中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的嵌入性治理和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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