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娜娜，张婧娴
(海南医学院a.马克思主义学院；
b.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海南 海口 571199)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6日，第1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张摒弃资本主义为追求经济利润而突破生态界限的发展模式，是生态文明理论具有中国话语语境特点的概念阐释，是我国贯彻落实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指导性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认知与接力探索的生态自觉，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框架下的一项政策议题和任务要求，不仅鼓励构造一套围绕生态环保与生态治理的科学管理体系，还要求创建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相结合的新经济、新社会与新文化(2)郇庆治：《生态文明新政治愿景2.0版》，《人民论坛》，2014年第28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加深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科学认知，正确指导绿色发展的成功实践，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生态文明道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整体性生态转型，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永葆生机活力、繁富美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当代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即人与自然界是天然统一体。而在工业文明的传统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借助科技与资本的力量，加大了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个体的剥削，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整体退化，使得劳动无法创造幸福和自由，产生了人的全面异化，还导致了地区冲突、外交争端、气候变暖、公共卫生困境等各类问题，亦即“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的奴隶”(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页。。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带来异化与剥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等观点，均强调要尊重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倡导以服从自然规律的方式尊重生命共同体中诸物种的生存权，寻求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实现彻底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世代永续发展的天然“武器仓库”和“衣食仓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1.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整个自然界是一个由各种自然物(包括人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其中每一个体的生存发展都依赖于整个网络系统的支撑和供给，其变化也会以不同形式影响到自然生态整体。人类为了生存所进行的首要活动的对象就是自然界。因此，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既不“居住”在自然之上，也不“居住”在自然之外，而“居住”在自然之中，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决定着人类较高的生存质量。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决不能像征服异族人一样支配自然界，因为我们连同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物质活动还是精神活动，都须臾离不开自然界。
2.人类生存发展依赖自然界提供的资源能源
马克思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自然界给人类提供了可供生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包括充沛的水、肥沃的土地、结实的木材、丰富的煤炭矿产以及充足的阳光等)。同时，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前提也是自身的自然属性，因为人类自身劳动归根到底依靠肢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人类劳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原材料是自然界赋予的，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以自然界为前提。因此，自然界可称为人为了生存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人与自然互相依存，互为对象，正所谓“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一方面，人类活动以自然为对象，使自然为自己服务。当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时，其自身思维与行动能力也受到自然的反作用而发生改变，在实践中创造出丰硕的果实和先进的生产力，建立起带有人类烙印的“人化自然”抑或“属人世界”，主体实践能力日益增强；
另一方面，自然界的浩瀚与美好在人类的孜孜探索中得以被描述、被书写，其意义在人类的作用下得以呈现。
1.人类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改变着自身
当人们通过腿、手、头等自然力作用于身外的自然界时，实则也在改变着自身的自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类自身思维、意识、心理乃至文明等方面的变化，自然界由“自在自然”转变为留有人类痕迹与人类意志的“人化自然”，人类沉睡的潜力被激发出来，自身变得更加富有智慧与灵性，人类社会亦将更加繁富文明。因此，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产生各种联系，不断作用于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极大提高了自身主体能动性，进而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文明成果。
2.自然界的宏大意义在人类的作用下得以呈现
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不断提升自身语言、审美和运动等功能，最终得以在这种主观意识和行为观照下感受和体悟到自然界的浩瀚、神奇与伟大，并通过个体能动的思维与实践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美丽、宁静与和谐。没有人存在的自然将是一片混沌、不可理解的晦暗状态，自从有了人类，自然界的美好才得以被描述、被创造、被书写。因此，我们必须摆脱工业文明以来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分立的传统价值观，从与自然对抗、分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用自身智慧和能动行为将大自然打造成更加适宜人类居住的家园，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干净水质、绿色食品、清新空气等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中推动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稳定的生态系统能够源源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高质量自然资源。因此，生产力是受自然生态状况所规约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只能是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8)方世南：《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价值与路径研究》，《南通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能够带来生产力的绿色转型，助力实现环境优美、经济繁荣与社会正义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破坏的工作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因此，我们要敬畏自然，将自身活动限制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借由劳动实践而与自然产生紧密联结的历史发展过程，劳动生产即“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所以，为了使人与自然关系由“必然态”转变为“自由态”，人类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对自然界必然性规律的科学认知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自然界承载范围内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正所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人类活动要在遵循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做到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维系良好生态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绿色低碳生产实践，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永葆生机活力与繁富美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中华传统哲学资源的当代表征。中国古人披荆斩棘、耕耘稼穑、采樵渔猎，在生产生活中培育起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顺天应时、道法自然、中和位育、仁民爱物等系列思想。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倡导以自然为精神家园，认为人们的行为要遵循万物生长规律和生存权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地、人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其中，天能够赋予人以仁义礼智信，人事受天意支配的同时，亦能感动天意，由此达成天人一致、天人相通。
1.儒家注重人道与天道的和谐，推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儒家思想家鼓励人们以身心合一的状态去体悟和探索大自然，感受生命的完整。孔子强调“知天畏命”，认为人与天地本相参，万物乘势守时、各按其位自然生长；
孟子主张“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中，“民”即全人类，“物”即禽兽草木乃至宇宙万物，体现了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情境中尊崇人与自然合一的价值追求。
2.道家认为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做到“道法自然、顺任自然”
道家强调人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为一的境界，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认为世间万物生于“道”，都是自然造化的结果，为自然而然之生；
庄子认为天地是万物生长的始源，提出了“人与天和”“爱人利物之谓仁”“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等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与物为春”“处物而不伤物”，才能与自然界树木、禽兽其乐融融地相处；
亦如《庄子·达生》中所讲，“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抒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高尚情怀。
3.佛教主张尊重世间万物的生存权，做到“慈悲济世、利益众生”
佛教思想家历来尊崇“众生平等、慈悲护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生，有佛生者皆可成佛，主张慈悲济世”“万物皆有灵，不可妄欺生”，强调万物都内涵无穷生机与活力且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鼓励人们要心怀仁爱之心，戒除“杀生”之心，并提出“善恶有报”，要遵循因缘果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真正做到善待万物、敬畏生命，不可剥夺任何生命体的权利，应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
中国古人认为人们必须依据万物生长成熟的时节进行采摘、捕获等行为，在使用它们时坚持适度原则，既要遵循大自然繁衍生息规律，又能合理满足自身需求。
1.儒家推崇“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观点
儒家认为“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鼓励人们做到“谨庠序之教”，仁爱万物、兼修礼仪，要尊重和珍惜万物。孔子提出“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要适可而止；
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主张人的行为要做到顺天应时，反对竭泽而渔；
荀子认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强调“制天命而用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倡导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做到“取之有度”“取物以顺时”“取物不尽物”，维系人与自然的良性生态。
2.道家推崇“自然无为”“知常守拙”等观点
道家思想家认为人们应在自然规律指导下顺物之则、缘理而动，坚守适时、适度、适当等原则。老子曾说，“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认为人们的行为要围绕客观规律不断做出调整，“道法自然”即要求人们遵循自然本性，坚持清心寡欲、守护本真、敬畏万物，按照客观存在形式和运作方式处理各种关系；
庄子信仰“全生”“尊生”，认为人是大自然和顺之气的凝聚物，其行为应该节制有度，爱护自然就是爱护自己；
道家“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观点，告诫人们不可用心智破坏大道，亦不可人为干预大自然，要善于观察天地之变化，分辨万物生长之利，以尽护养万物、维持生命之责。
勤俭节约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文化认为自然万物并非永无极限，要求人们节制过度的物质享受，建立节俭质朴的生活方式，确保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维系宇宙万物绵延不绝。
1.儒家推崇安贫乐道、反对奢侈浪费的生活理念
孔子认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惠而不费”“礼与其奢也，宁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要求人们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时，做到有度有节，使得天地各安其位、万物持续繁衍，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孟子从“养心莫过于寡欲”“时养”等观点出发，要求人们做到“仁心寡欲”，提倡减少对自然的无休止索取，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使万物按规律休养生息；
荀子提出了“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的观点，认为人们应控制自身贪欲，在自然资源的再生与人们对自然的耗费之间保持相对健康的限度，珍惜有限的生态资源，尊重动植物生长规律和繁衍空间。
2.道家主张“知常、知止、知足”的生活理念
老子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要适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杜绝“爱货”“多藏”，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证自然不被破坏，使人与自然维系和谐状态；
庄子强调“量腹而食，度形而衣”，鼓励人们按照自身所需获取资源，提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要适而可止，使自然界得以实现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等相关理论继承下形成的，体现了这一方略的价值合理性及其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的统一。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实践，在于创造一个美丽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秉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态文明倡议、践履气候变化承诺，到搭建绿色“一带一路”，始终践行着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生态文明理念，在这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致力于为全世界贡献中国式绿色发展方案。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积极响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减污降碳等号召，探索“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行动”的实践路径，既能促进绿色发展理念优势转换为行动优势，实现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质性变革，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现代化道路，也能增强我国建设美丽中国与践行双碳战略的信心，强化自身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中国式绿色发展方案，助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理念指导下进行的，理念对实践活动产生根本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从“发展是为了什么”“怎样的发展才是好发展”等价值理性问题出发，培育自然敬畏意识和绿色生活观念，进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指导下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准确把握环境考量与经济利益的统一、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统一，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强化生态文明理论知识的学习
理念建设的任务之一是理论建设，强大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素养决定一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在国际国内的宏阔视野和古往今来的思想理论继承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我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社会的相关生态文明观和生态哲学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同时，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审视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为我国生态治理和生态危机的有效化解提供有力武器。因此，深刻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对生态文明进行学理性研究阐述，形成对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统一，进而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深入人心。
2.锻造恪守责任担当的生态理性精神
人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将个体人的生态思维与价值观纳入社会公众主流意识，增强人们对生态系统内在价值的科学认知，进一步弘扬生态理性精神，引导人们用敬畏生命、热爱自然的道德使命感对待万物，强化人与自然的亲缘性关系，培育一批具备生态情感、生态良知和生态正义的新型“绿色公民”，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使人诗意般栖居的美丽中国。
3.弘扬包蕴生命关怀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价值观念、心理意识和情感态度的综合，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软规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形成来自生态文化自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并运用于日常行为之中，在理论学习与社会交往中深入理解发展力和包容力、价值和事实、优化和均衡等几对概念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中建构一种亲自然性的生态知识体系与行为体系，使得尊重自然万物这一“大自然的礼节”真正融入自身血液中，进而建立起生态文明理论自信以及对人类远景负责的、持久的爱和担当感。
“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着眼于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生态空间保护、建立生物信息系统以及推进双碳行动方略等，做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谱写建设美丽中国新篇章。
1.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1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我们要立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摸清国土空间利用现状、发展潜力等资源环境底数，科学划定保护开发利用活动底线，整合完善城乡区域、自然保护地、交通以及能源等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底图，为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有力技术支持。同时，科学明晰全国基本农田、住宅区域、商业用地等管控边界，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空间的占比，打造分区适宜合理的农业主产区、城镇开发区、生态功能区等空间格局，助力形成区域功能清晰、优势互补、优质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2.加强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
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要在系统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始终坚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等“三线一单”制度规范(14)王雄青、胡长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思想底蕴、价值涵蕴和现实意蕴》，《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尝试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对湿地公园、江河湖泊、热带雨林、涵养林和防护林等生态空间的保护与修复，守好森林、河湖、草原、湿地、海洋等多区域生态系统的安全界限，打造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提高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3.建立生物数据库与监管信息系统
通过对各类野生动植物原生活动区域的监测和跟踪，整合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数据，不断完善涵盖珍稀濒危物种、极小种群物种和重要遗传资源信息的数据库与信息系统。同时，对外来物种严防严控，强化跟踪监管，杜绝任何危害生态系统的行为发生，进而更好地保护本地珍稀濒危和特有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维系生物多样性，呵护和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4.坚持污染减排与生态扩容两手发力
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做到以降碳为重点方向，鼓励部分地区充分利用绿色能源、森林和海洋碳汇资源等禀赋优势，推动落实各行业双碳行动计划，努力达到碳排放峰值。同时，还要持续开展污染防治行动，加强水生态修复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管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以及美丽河湖与海湾规划等，逐步营造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人民美好生活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点。
生态现代化的前提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发展中生态利益、思想和思考的向心运动(15)Arthur P J Mol,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Frontiers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6,vol.7，no.1.，只有实施强有力的生态环保制度，才能守好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因此，我们要在“绿色GDP”观念指导下，摒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经济理性超越生态理性”的传统思维模式，从“数量GDP”和“速度GDP”的压力与迷思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统筹机制和制度管控，加快构建生态文明环保体系，确保经济社会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1.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针对目前依旧存在的资源资产所有者不到位、权责不明晰、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要求强化对自然资源评价监测和确权登记，健全和完善权责明确、归属清晰、监管有力、流转顺畅的资源产权制，杜绝产权纠纷多、环保乏力、开发风险大等现象。同时，要统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推进生态补偿的“定标扩面”工作，如持续对大面积流域开展跨市县或省级奖补等多元化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开展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还大地以美丽、江河以洁净、天空以湛蓝。
2.落实生态环保管理和生态考核评价制度
各级政府与部门积极制定并有效落实生态环保管理相关制度文件，充分明晰环保职能部门的职责与分工细则，摒弃“碎片化”管理，确保多部门、多主体实现有效联动、协同发力，真正推进环保制度落实落地、生根见效。同时，也要将环保投资率、资源消耗率和生态环境修复率等指标纳入各级干部的考核评价中去，并以生态环保督查工作中反映出的问题倒逼改革，用督察“内窥镜”找“病灶”，用执法“手术刀”除“顽症”，不断提升各级干部的“生态执政力”和“绿色领导力”，切实抓好生态环保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等工作。
3.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外来物种生态管控体系
落实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等市场化举措，逐步健全“谁污染、谁付费”的市场化投入机制；
加快搭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推进资源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
推动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渔业、生态养生、生态旅游业等经济优势，努力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确保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同时，针对农业、林业、养殖业等产业中存在的有害物种入侵风险，及时有效地建立起系统严密的外来物种防控信息系统，完善生态环保红线监管制度，定期开展防治监测与跟踪评估工作，坚决落实对各类引进生物源与种质源的安全管控措施，坚守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科技创新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动力。生态创新是一种技术和社会层面的系统变革，是“一个基于价值的、能够改善环境绩效的创新”(16)贾维尔·卡里略-赫莫斯拉：《生态创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提高的双赢》，闻朝君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0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1页。同时，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因为高明的管治机制被称之为“知识嵌入型手段”，成为新秩序的特点之一(18)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全球环境革新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李慧明、李昕蕾译，《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2期。。科技创新是否具有环境创新价值的判定方式取决于该项新技术是否有利于大力提高生态效率和物质变换的连贯性(19)Joseph Huber,Pioneer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Thes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8，vol.18，no.3.。因此，我们要遵循自然界客观发展规律，以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质排放为标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技术创新。
1.弘扬生态化设计理念
“活机器是有生命的，它以一种相当基本的并可以转化的方式，把人和自然连到了一起”(20)庞明川：《壮大新业态、凝聚新动能、引领新发展》，《红旗文稿》，2020年第17期。，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整体性、持久性、可恢复性、规模适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等为特征的生态理念，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产业运作体系中，探索自然界客观规律，汲取自然万物的生存智慧，建立起一种基于生态化生命需要而确立技术应用界限的共识，致力于强化生态技术和“仿生学”的研究和应用，实现对各类工艺品的绿色生态设计以及废材料的循环利用，以达到维系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2.推广生态化科学技术
按照生态化原则，摒弃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科学技术，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重大技术变革”(2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32页。为方向，推动全社会科学技术的思维、体系、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创新。同时，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的指导下，依托生态环境学、经济管理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基础，挖掘和开发永续性绿色科技，开辟现代绿色技术发展新路径，实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有机统一，逐步形成充满绿色与结构合理的整体复合型技术体系，构筑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新动力系统。
3.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各地区围绕当地特色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生态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等系列产业项目，不断加大对其专项经费、工作场所与人才队伍配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生态型产业持续发展，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发展。同时，推广绿色技术和绿色工艺，创建生态印记鲜明的样板基地，打造将美丽与科技智慧相结合的绿色科技新业态，进而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优美自然环境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强化注重绿色科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体现为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等，我们要在这种绿色新型举国体制指导下，完善以党委领导、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多元社会主体的环境治理体系建构，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探索实现绿色革新的政策意见、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等协同发力模式，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共商共建共享，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大体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要将自身职能定位从经济管理、政策引导等拓宽到环境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从实行生态税费、推行环境审计、促进绿色消费、设置生态标签、推广生态保险等方面出发，推进全社会的环境革新，使自身成为真正的绿色政治行为体；
运用价格、税收等手段控制市场主体减排降碳，达到实现气候治理的目的，同时强化对环境的综合管治，不断巩固和推进生态扶贫、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环保督察制度以及绿色科技攻关等生态文明工作，不断建构“绿色市场”和“环境国家”。
2.强化企业的主体作用
将绿色低碳生产理念与生态价值观融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在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将生态环境要素的资本价值列入核算范围内，避免一定程度的自然生态成本输入与污染物输出，切实改善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反生态弊端；
推动建立碳排放权市场，并开展碳达峰、碳交易等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培训活动，鼓励企业推动生态技术和绿色产品创新、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等工作，限制资本逻辑的负外部性，全面提升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3.调动公众的参与作用
在生态环保事业中，“造福人民”是价值目标，“依靠人民”是工作方法。因此，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治理事业的积极性，通过创建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家庭、绿色机关等，完善绿色生活服务体系，推广绿色低碳交通模式，弘扬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等，引领公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是增加私人消费的经济商品”(22)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及其生产方式使得地球家园环境污染、积重难返。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保护生态环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30页。近年来，我国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承诺，积极参与引领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国际协作事业，以全球视野不断推进世界环保事业的共谋共治共赢。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弘扬关注民生福祉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搭建共同对话平台，为破解“人类困境、全球问题”提供彰显人与自然互惠互利、和衷共济发展理念的中国方案。
1.培育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价值观
国家有边界，但生态环境是关联的，国际河流是贯通的，候鸟是跨境飞行的，世界海洋是开放的，大气空间是一体性的。因此，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功利主义”理念指导下放弃生态利益而保障资本利益的做法，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共享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优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各项量化指标，制定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标准等举措，切实维系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保护地球家园的行动中履行大国责任担当。
2.搭建全球生态文明实践平台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后疫情时代生态复苏的历史性契机下，我们应建构全球生态价值共识，通过推动生态伦理学、生物环境学、公共卫生学、经济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协同攻关，创建全球生态技术研发、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化智库等协作机制，促进生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有效融合，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嵌入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资金流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各个领域，增进绿色话语交流和环保合作多元实践，引领各国各族人民以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的理念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进而形成区域价值、种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的紧密联结，强化生态理念在国际世界的传播。
3.凝练地区性先进做法
结合我国各省市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积极参与制定绿色基建、绿色金融、绿色能源以及绿色建筑等行业的国际环保准则和标准，推广太阳能、潮汐能、核能和风能等绿色低碳能源应用，在国际化生态指标制定、绿色发展的标准对接、新能源产业链重塑、“南南合作”创新等领域做出更多的治理性示范。同时，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同沿线各国在生态政策对接、生态文化交流、生态信息共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在环境制度改革、发展理念转变、生态技术创新等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建立起顺畅的双多边沟通机制，进而以先进做法引领与示范国际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助力塑造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的全球环境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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