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铭
全民族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停。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频发，受降权是引发冲突的重要问题。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的签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共矛盾，相反冲突在加剧。赫尔利辞职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使华的重要产物就是组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或执行部），作为监督国共停战等一系列事宜的执行机构。由于国共两党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发动内战，军调部最终未能阻止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在一些具体事务上还是达成了目标比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江纵队北撤。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学界关于军调部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集中在军调部成立的背景、组织、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某些具体活动等。①汪朝光：《军调部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王钦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历史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16 年第2 期。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共在东江纵队北撤政策的变化和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②杨新新：《从“发展华南”到“向南防御”——抗战结束前后国际国内政局与东江纵队北撤》，《红广角·党史与文献研究》2017年第9、10期；
李坤睿：《和战与去留：抗战胜利初期广东中共武装北撤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2 期；
彭艳艳：《博弈与平衡：美国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2 年第2 期。，但由于没有充分挖掘使用国民党方面的原始档案，对一些问题尚未揭示清楚。就军调部与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而言，首先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在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设置障碍？此外，军调部这个机构，在调查监督停战问题上，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中共最终又是如何促成东江纵队北撤任务完成的？本文拟使用相关档案、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对军调部广州第八执行小组以及东江纵队北撤谈判过程作一梳理，以期深化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关系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重庆谈判中，中共明确承诺将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然而，国民党方面无意履约，试图压缩直至消灭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具体到广东，国民党当局借口广东没有中共武装，以“剿匪”为名，公开向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从而引发了东江纵队能否安全北撤的问题。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在政治上的一系列主张。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47～249 页。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为了争取战后和平建国，准备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让步，“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14 页。。可见，中共对于重庆谈判作出了让步预案，撤出包括广东在内的南方解放区在拟议之中。
重庆谈判虽有前景，但也密布荆棘。经过国共两党代表的艰苦谈判，最终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9日，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 年10 月9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也就是说，蒋介石希望中共交出武装，以换取“和平”。毛泽东回到延安后针锋相对地给各中央局以及各区党委发电报表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而且“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54 页。可见，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众所期待的国内和平并未到来。
鉴于国民党当局并未表达和平建国的诚意，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谈判上。8 月26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对广东这种敌我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地区的斗争策略指示道：“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⑤《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154 页。
尽管中共在谈判中预备在广东作出让步，撤出广东的人民武装，但是国民党方面采取的却是加紧“清剿”的政策。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认为“必须使用武力处置广东的共产党部队”，“同时拟订全面解决的办法”。①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版，第413 页。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图谋，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区党委以分散游击的策略加以应对。9月10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书记、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及广东区党委，指示斗争策略：“应迅速讨论并计划分散坚持的办法，即将主力部队分散成数十股，每股几十人至几百人，利用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及东江、北江、西江各地大山及闽西、闽南的群众基础，分散转移，与采用秘密方法去坚持斗争。其余小部则原地就地坚持，很好组织两面派的斗争，并分散大批人员到城市工作”。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84 页。东江纵队据此进行分散，以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虽然广东区党委以及东江纵队已经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在国民军的大举进攻面前仍然遭到了较大损失。10月15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得到情报，张发奎在广州召开“两广绥靖会议”，要求限期三个月将广东的中共武装“清剿”完毕。③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437 页。10月17日，尹林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各地均遭顽军之进攻，粤北自申佳（九月九日）起，受一六〇师进攻，我伤亡损失百余人，北支自未酉（八月二十五日）起，受一五二师等进攻，伤亡失散亦百余人，西北支队，自九月初北上受顽截击后，即断联络，至今不明情况。东江区，自申虞（九月七日）起，内战迄今未停止，现新一军又进攻惠阳、龙岗、坪山、淡水一带，我尚无大损失。潮梅及韩江亦不断在战斗中。”④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9 页。为了坚持斗争，并减少损失，10月19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广东区党委分散坚持的部署，表示：“为要隐蔽，必须以连排为单位分散行动，一区数百武装不〔必〕须分成许多小股行动，依靠群众、地形、党的基础、统一战线的关系等，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采用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手段是能存在和发展的。”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1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81 页。
此后，东江纵队各部仍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攻击。1945年12月30日，曾生、尹林平向中央军委报告称：自12月7日以来，国民党动用新一军三个师、五十四军第八师等四个正规师，并结合地方团队和伪军，“对我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分兵住守圩堰及各个大的村庄和山道及通路的村庄，构筑工事，我江南指挥部与其完全失去联络，并损失极大”。为了打破“清剿”，广东区党委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主力部队立即向惠紫突围，开辟新区域，接应其他部队；
“每个小区域组织数个武工队和海队”，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精简目前不必要之人员，保存干部，适当安置英界及其他地方”；
“干部分散负责”等。⑥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50～351 页。与此同时，海南岛的局势也十分险恶，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上岛后，“便一面紧张地进行劫收，另方面伪装和平面孔，放出和平空气，企图麻痹我们，并疯狂地布置内战阴谋，企图乘我无备，一举歼灭我主力和领导机关”。琼崖纵队一方面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积极主张实现全面和平；
另一方面做好保卫根据地的作战准备。⑦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 年版，第104～105 页。在严峻形势下，广东区党委甚至准备迁到香港工作。⑧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51 页。
针对如此险恶的局面，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努力克服困难，坚持斗争。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琼崖特委，指出：“琼崖党政军民，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残酷的斗争”。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综述 文献 大事记 图片》，解放军出版社2000 年版，第942 页。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尹林平、曾生，告诉他们“和平局势大体可定，惟达到和平还会有曲折，还须经过严重的斗争”，因此要“依靠你们自己力量和各种灵活的去领导当前的斗争”。对于广东党组织的困难，中共中央已经知晓，并将在与国民党方面的停战谈判中严正提出，要求其“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你们熬过当前二三个月，可能改变这种困境”。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综述 文献 大事记 图片》，解放军出版社2000 年版，第947 页。
在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面前，东江纵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自卫反击。东江纵队在路东区的大鹏湾一带与国民党军“剧战延续到正月十日”，最终将国民党军“击退”。在粤北，“鸡公田、石壁围之役，我队被迫自卫抵抗，双方死伤甚重，国民党内战军死伤团长、团副各一名，其余军官五名，士兵一百五十名”③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 页。。这样，国民党当局想通过“清剿”消灭广东中共武装，造成既成事实，以不履行双十协定的企图就破产了。
国民党当局否认东江纵队这样一支长期坚持敌后抗战④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5 页。、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人民武装的存在⑤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56 页。，并将其诬为“土匪”加以“剿灭”，首先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国内外普遍要求和平，国民党当局不断发动对东江纵队的进攻，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自然会面临巨大压力。面对危机，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东区党委及东江纵队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努力保存了自身力量。
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的解决，与当时国共关系的总体格局和美国的介入是密切相关的。军调部是马歇尔来华后成立的调处国共冲突的机构，经过双方数次商讨，最终决定派遣执行小组赴广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但国民党方面设置重重障碍，阻挠执行小组的调查和处置，造成广州执行小组无法正常运转。
1945年12月27日，国共谈判恢复。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此时，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在这样有利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周恩来和王世杰谈判。对于中共方面的提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1946年1月1日，马歇尔提出设一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下设四个交通中心、八个小组。5日，周恩来和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632～635 页。
1月11日，军调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组成并于13日赴北平工作。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637 页。军调部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组成，其下设置执行组，督察向有关部队发布及传达一切命令、指示及训令，并可设立分站，派遣监察及报告小组。②《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13。执行小组前往调查地点由美方代表以主席名义拟定并由三方一致同意，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则上报军调部三委员以及三人会议。③《和字第七号命令》（1946 年），《军事调处执行部重要命令汇集》，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11。小组中讨论的内容、提交的材料以及报告也需三方一致同意，否则提交联合参谋长会议处理。④《军事调处执行部特别指令第九号》（1946 年），《军事调处执行部重要命令汇集》，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11。
根据重庆三人会议要求，“执行部最高首脑为三委员，其下三方各有执行科科长”。执行处“根据执行部主任委员之政策及决议，拟定计划提请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具体“由联合参谋组执行之”。军调部各小组的派出由三委员在执行部委员会议讨论，由执行处分配任务，主要负责监督停战令的执行，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各小组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三委员的执行部委员会议进行最终裁定。如三委员在执行部委员会议无法裁定，则提交三人会议仲裁。⑤联合参谋组，即联合参谋长会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三次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15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1。
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符合上述原则，但此举遭到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引发军调部国共双方争论。在1月19日召开的执行部委员会议中，中共代表提出要执行部介入解决广东国民党军与东江纵队在东江地区的冲突。美方执行处处长海斯克上校表示可以考虑。国民党代表蔡文治则提出执行部之职权能否达到长江以南的疑问。对此，叶剑英回应，除东北外，中国境内所有有冲突之处，均在执行部工作范围之内。叶剑英随即提出，是否即可决定派一小组至广州地区。郑介民以集宁问题应较广州问题优先讨论为借口进行搪塞。柏路德上校追问是否派小组，郑介民试图岔开话题。最后，柏路德上校明确表示可派小组赴广州，并可由各参谋长先行讨论。海斯克上校则提议在次日召开的会议中讨论。⑥《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六次执行部委员会议记录》（1946 年1 月23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年1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1。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和美方在广东停战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这为中共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如能善加运用，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制止国民党方面的过分无理之举。
就在军调部讨论是否向广州派遣执行小组时，蒋介石指示张发奎、罗卓英称：“如北平军事调处执行总部派员来粤调处冲突时，兄等应以粤省本无共军亦无冲突事，而且总协定规定在长江以南区域并无调处之职责。故当执行组到达时可婉辞拒绝，不予陪送。”张发奎据此对执行小组代表声称，广东除少数“土匪”外，根本无中共部队，更不知所谓东江纵队等番号。中共提出双十协定包含广东区，张发奎亦予以否认。美国代表米勒上校坚持要去各地视察，蒋介石令张发奎婉辞拒绝。⑦《蒋介石致张发奎罗卓英电》（1946 年1 月23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400-00006-013；
《商震致郑介民转张发奎电》（1946年1月23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304-047；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4），台北“国史馆”2012 年版，第436～438 页。国民党方面最终同意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只是为了敷衍美方，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的当天，国民党军调部执行委员郑介民致电蒋介石表示：“关于广东派遣执行小组，因共党屡称国军在该方面欲消灭共军。经职反驳，但美委员对于停战命令之解释，以长江以南及东北九省，可有军事调动，但停战系全国停战。职为表示我对于停战之诚意，对美委员每次主张，均予接受。但经提出保留，如该组视察后，该方面无冲突时，应即撤回。”①《郑介民致蒋介石电》（1946 年1 月25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400-00006-018。次日，郑介民再次致电蒋介石，声称：“派粤小组职曾经反对，僵持二天不决。后美方称停战命令包括全国，广东不能除外。且美方望停战甚切，主张坚决，我方为表示诚意，乃同意派小组往粤。惟职已嘱派往参谋报告向华主任：（甲）设法拖延；
（乙）说明为民团与匪冲突。”②《郑介民致蒋介石电》（1946 年1 月26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304-034。作为军调部执行委员的郑介民，对广东局势并无调解之意，反而试图从停战令生效范围、广东有无中共武装以及有无冲突等方面，给广东国民党当局出主意，以拖延执行小组行使职权。这充分表明，广州第八执行小组面临的局势是复杂的，完成任务的前景也是困难重重的。
历经波折，军调部广州第八执行小组终于踏上广东土地行使职权。广州第八执行小组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黄伟勤少校、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方方少将和美国方面的代表米勒少校等三人组成，于1月25日由北平抵达广州，开始执行调处任务。③《第八小组大事纪要》，《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大事纪要》（1946 年1 月—7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9A-1。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其既定的消灭广东中共武装的政策，在停战令下达后，仍以“剿匪”为借口继续对东江纵队发动攻击。即使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之后，依然没有放缓进攻步伐。根据东江纵队方面的记录，国民党非但没有因为停战命令而停止对其的进攻，相反却更加严重与积极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抢在执行小组到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一五四师调防后，以一五三师为主，于1月15日分三路进攻东江纵队龙岗、坪山、盐田、沙头角、横岗各据点，17日进占坪山、龙岗，18日占清溪，19日占土桥，21日占沙湾，22日占坑梓及沙鱼涌港。第八执行小组25日到广州后，国民党军依然发动攻击，2月2日一五三师主力进攻大鹏半岛，很快占领新墟、约场。④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24 页。
此外，国民党方面依然矢口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并称广东无军事冲突，甚至在军调部联合参谋长会议中以广州第八执行小组无法发挥作用为由，要求撤回该小组。国民党代表的提案声称：“广州小组于1月22日派遣出发，迄今尚未获得该组关于广州方面有任何关于冲突之报告。而共党代表至今亦未在广州附近寻得其部队，在广东小组之中共代表曾登载新闻报纸，招寻其部队派出代表，亦无结果。据此，本部对于广州之小组毫无存在之必要，且广州在长江以南，不在本部范围以内，故重新提请注意并建议广州小组应即撤回。”⑤《联合参谋长会议二月四日提案》，《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年1月—6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
针对国民党方面的图谋，中共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代表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中提出：“广东之坪山、龙先、沙须等地，在停战命令发布以前原系共军占领，现为一五四D，一五三D 张发奎部队所迫退至大鹏，且正在作战，请执行部命令小组作紧急之处置，否则和平感受威胁。”国民党代表回应：“顷罗参谋长所报告之大鹏情形，政府方面并未接到有关冲突之报告。而广东有无共方部队，中共代表登报寻访，渺无消息，应不存在。”中共代表又指出：“广东方面共产党之东江抗日部队，历经久战，人所熟稔，而张发奎否认此一部队之存在，又限制小组前往，以致小组无法寻访，且在其严密状况之下报纸自亦无法转达。目前问题在令其速行停火。”国民党代表辩称：“（一）长江以南应非执行部范围以内；
（二）当派小组赴粤时系由柏鲁德将军提议，谓周恩来先生曾向中央有此建议。张群先生未加反对，故权予派遣。嗣经去电重庆查明并无此事；
（三）小组赴粤已久，并无报告。中共代表找不到部队，且曾登报寻访，亦迄无消息，似此该小组自应撤回，无再久驻之必要。”中共代表驳斥道：“广州无冲突，而大鹏之冲突则系事实。”美国代表则表示：“小组可自由赴冲突地点调查，当地指挥官应尽量予以协助。”中共代表答称：“大鹏系属广东，应派广东小组前往。”美方遂赞同“应指定小组赴大鹏”。①《第十七次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2 月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2。最终，经过请示重庆三人会议后，决定向大鹏半岛派遣执行小组进行视察。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封锁，担任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方方无法与广东区党委及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方方便决定通过广州地下党组织来打通关系。他找到居住在广州的叶挺夫人李秀文，与广州地下党以及中共领导的《正报》《华商报》记者取得联系，揭露广东国民党当局阻挠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调处工作的诡计。②陆永棣、刘子健：《方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8 页。2月14日，香港《华商报》发布电讯：“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一行飞抵广州已逾两周，但以广东军事当局否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军队，该组无法工作……全体人员准予今日（12 日）赴大鹏半岛（东江国共两军冲突中心区）实地调处和监督停火命令的实施。”③《军调部广州执行组昨赴大鹏执行停火》，《华商报》1946 年2 月14 日，第1 版。以此为突破口，中共方面终于打破了国民党方面的封锁。
对此行动，国民党方面恼羞成怒。蒋介石致电张发奎称：“第八组共党代表到粤后，煽动学潮工潮，完全为反动行动之中心，而绝非执行调查任务之所为。其在叶挺家中集会策动，乃为事实。应即将该小组迅提出执行部，请将该组克日撤回北平，免留粤滋事。”④《蒋介石致张发奎电》（1946 年2 月10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23-189。张发奎十分难堪，致电蒋介石，认为东江纵队所属部队就是“土匪”，如果停火，他将无法进行复员工作。同时，他指责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米勒听信中共的宣传，重申广东不属于军事调处范围，抨击第八执行小组“骗求填写停战协定”，故将一概拒绝第八执行小组的报告。⑤《张发奎致蒋介石电》（1946 年2 月11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21-198。
除了广东国民党当局对第八执行小组行使职权制造障碍和限制向东江纵队提供粮食外，国民党代表还在军调部不断挑起争端。在2月18日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中，国民党代表声称：“大鹏应候小组到达调查，正式报告有共方部队存在时再行加入。如无共方部队，自不必要。”中共代表回应：“我共方已接到该地部队之报告，且张发奎已同意调查关于粮食一项。加入命令应无问题。”国民党代表刻意歪曲道：“张发奎允许小组前往调查，乃系查明此地究竟有无共方部队，预计现应到达，日内当有报告。”美方从中和稀泥，提出“候小组到达后通知小组办理”。中共代表再次强调：“各地粮食均予开放，独大鹏一地不予开放，应不合理，且我方已接得当地部队之报告，则可证明部队之存在。”美方表示：“大鹏有无共方部队尚不能得到真确之证实，故应候小组，视其结果如何方可决定。”中共代表追问：“小组现在何地？”美方回答：“小组昨日已出发。”中共代表因有确实情报，故而强调“大鹏候得到小组报告证实后即刻加入”。美方随即同意“如此办理”。①《第二十次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2 月18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2。
对于国民党的图谋，中共保持了高度的清醒。方方认为不能无原则地对国民党让步，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存人民武装力量，并且必须进行自卫战争，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消灭其有生力量，如此“才能实现谈判和平，实现民主的统一”。②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方方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76 页。果不其然，2月中旬，国民党军在执行小组将要赴大鹏湾调查之前，以三十六师配合一五三师加上海军，再次攻击大鹏半岛，攻占葵涌、沙鱼涌港、坝江港、王母墟、大鹏城、南澳港。执行小组回到广州后，2月25日三十六师又发动沿平（湖）龙（岗）公路“扫荡”，26日三十六师两个团及保安十二团队在路东三峰地区实行全面大“扫荡”。③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4～25 页。
广东国民党当局始终竭力阻止东江纵队代表与第八执行小组会面，以掩盖真相。对于军调部要求允许东江纵队派代表赴广州，同时提出备忘录要求张发奎调查情况，张发奎回应“殊属诧异”，并称“东江纵队代表本行营未便承认”。而且他倒打一耙，指责中共煽动广州印刷、电信等工人罢工，破坏全国团结的局面。④《张发奎致蒋介石电》（1946 年2 月28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9-110。在阻挠第八执行小组前往实地调查过程中，广东国民党当局“极力防止该组与民众接触”；
“发动民众控告奸匪罪行并改称之为土匪某某股，避免涉及其番号名称”；
“强调宣传土匪祸国阴谋，争取盟方同情政府清剿之观感”。广东省第四区行政专员黄铮及惠阳县县长任颖辉在执行小组到惠阳后，便按照上述训示办理，导致执行小组未能去大鹏湾视察。⑤《张静生致赵联群电》（1946 年2 月28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22-004。
第八执行小组到广州后，张发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一方面拒绝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表示无需调处，阻挠第八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
另一方面，他继续进攻东江纵队各部，阻隔执行小组与民众接触⑥《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踏遍青山》，花城出版社1993 年版，第356 页。，并对民众进行威胁，要求按照国民党的口径应对可能的执行小组的调查，给执行小组的调查和处置制造重重障碍。因此，第八执行小组在广东地区初期的调处工作举步维艰。
面对国民党方面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及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的谎言，中共方面自然要进行一系列反击，为东江纵队正名，以解决东江纵队面临的实际困难。最终利用军调部这一机构，通过艰难谈判达成协议，在第八执行小组的监督下，东江纵队顺利北撤山东。
首先，中共方面利用报纸作为武器，驳斥国民党方面的说辞，揭露其破坏和平的行径，澄清是非，以争取各界的支持。针对张发奎的恶劣行径，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抗战胜利后，广东国民党军不断联合伪军进攻东江纵队，甚至在停战令公布一个多月后，依然坚持以大军进攻驻大鹏半岛的东江纵队。发言人点名批评张发奎无视三人委员会和军调部停战之命令，“竟公然再三阻止执行组履行停战职责，并不惜污蔑抗战有功的爱国军队。此种违抗军纪，破坏停战命令与北平执行部尊严的错误行动，出于身为行营主任的高级军人，不得不令世人怀疑我国国家纪纲的存在与我国政府对于军人的约束力量，实为国家民族之耻辱”①《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望三人委员会与执行部纠正粤当局错误言行》，《解放日报》1946年2月17日，第1版。。广东区党委发言人也在报纸上指出广东国民党当局的错误言论，列举大量实例证明广东的确有中共抗日武装存在。同时还指出，广东如若想实现和平，首先就要承认中共领导的军队存在，同时停止进攻，并延请各界人士前往监督停战，不阻挠执行小组的工作。②《中共广东区委会发言人就实现全面和平的问题发表重要谈话》，《华商报》1946 年2 月19 日，第1版。方方也对记者表示，所谓“东江确无中共部队存在”不是事实，揭露广东国民党当局封锁执行小组，使执行小组无法开展活动的行径。他还表示，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仍然进攻中共武装，并占领中共控制区。③《广州执行组我方代表方方少将否认“东江无共军”》，《华商报》1946 年2 月27 日，第1版。3月9日，尹林平乘飞机抵达重庆；
11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尹林平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广东人民抗日战争的铁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否定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存在的阴谋。④《尹林平》专集编委会编：《尹林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87 页。3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列举东江纵队的抗日战绩，要求国民党方面停止进攻。⑤《抗议进攻东江纵队！一切战争行动立即停止！》，《新华日报》1946 年3 月27 日，社论。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对国民党方面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其次，对于广州第八执行小组无法有效行使职权的困境，中共代表在军调部同国民党代表、美方代表进行了严正交涉。2月8日，叶剑英向郑介民提出备忘录，对广东国民党军张发奎部破坏停战令，进攻大鹏半岛解放区东江纵队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军事调处执行部应立即采取下列紧急处置办法：（一）立即命令张发奎将军停止进攻；
（二）令广州小组即乘车直往中共军队被攻地点监督停战。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447 页。在第八执行小组任务受阻后，2月25日，叶剑英再次向郑介民提出备忘录并通知美方委员饶伯森，抗议并要求制止广东张发奎违抗军令向大鹏半岛进攻。备忘录转引曾生2月22日的来电内容，指出：“张发奎将军已决定用海军配合攻占我大鹏半岛，再带停战小组到我区视察，以证实其广东并无共军的谈话，现已调集有五十四军之三十六师，六十三军之一五三师，新一军之三十师，保安十二团等部进攻我解放区，于二月十二日以三十六师，一五三师两路猛烈夹击大鹏半岛，十三日连续攻占我坝岗、葵涌、大鹏、南澳等地，我为顾全和平大局，虽多方向重庆蒋主席、张发奎将军及北平执行部呼吁和平，但政府军的进攻行动，迄今仍未停止。”备忘录进而表示：“查华南纵队自民国二十七年政府军自广州撤退后，即告成立，坚持敌后斗争七年之久，卓著功绩已为中外人士所公认，而张将军却想以一次谈话、一个战役的阴毒手段掩盖事实，殊属无稽，我们特再次向执行部要求广州小组迅速履行职权，制止此种违抗命令、目无法纪的行为。此等情况希能具体讨论，并由执行部发表公报，以便从速制止，实现和平。”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451～452页。3月11日，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始终反对停战命令之范围止于长江以北，而不及长江以南。又广东有中共部队之存在，命令中不予承认，亦是反对。”美方代表表示：“广东问题已由重庆三人小组讨论，执行部不能作决定。”国民党代表附和美方观点。中共代表严正指出：“广东方面，政府不承认我方，自己不能不承认，而执行部有原则，任何方面提出之情报均应调查。苟当时如此办理，则广东问题我军早能与小组取得连〔联〕络，何致迟至今日尚未解决？”①《第廿四次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3 月11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联合参谋长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2。
最后，由于军调部无法有效解决问题，周恩来直接出面，在重庆三人军事会议上提出解决方案。3月27日，周恩来在三人军事会议上就广东问题发言。他谈及过去曾经就广东问题给张治中和马歇尔提交过备忘录，也与张发奎谈过话，而张发奎回应必须得到政府正式指令，才能执行。周恩来言明不追究之前错误，但要求国民党政府应该明确指示张发奎切实办理有关广东地区中共军队的转移和复员等事宜。军调部也应下令给第八执行小组，指示关于集中和复员事宜。他还要求将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共同运到烟台，如果只将东江纵队北撤，而无视海南岛的中共军队，是有欠公允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5～177 页。方方也在第八执行小组会议上，就国民党捏造的报告提出交涉与反击。③陆永棣、刘子健：《方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0～82 页。中共根据掌握的确切情况，在第八执行小组、军调部以及三人军事会议中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最终迫使国民党方面就广东问题作出回应。
在周恩来的要求下，重庆三人军事会议向广东派出了代表团。4月初，重庆三人军事代表团、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广州行营举行联席会议，经过交涉达成协议，“确定中共北撤武装人员人数，（包括妇孺）为二千四百人，由美船输送至山东烟台，自第八小组派遣连〔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一个月时限完成北撤”，并确定由广州行营绝对保障中共北撤部队的安全，提供转移过程中的粮食、运输、医药等方面所需协助。④《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0035-543.9-3750.24。张发奎将交涉经过以及最终达成的协议向蒋介石报告，并获得其认可⑤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5），台北“国史馆”2012 年版，第202～204 页；
《蒋介石致张发奎电》（1946 年4 月1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9-211；
《张发奎致蒋介石电》（1946 年4 月2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19-128。，至此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终于有了实质性开端。4月2日，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发表第一号公告，对于东江纵队各部集结地点、行军路线、集结过程中对国共双方的要求、国共两军分界线以及防疫注射等内容达成协议并记录在案。对于国民党方面坚持在东江纵队集结地外围留驻军队以及东江纵队北撤所需钱款等具体问题则由双方继续协商。⑥《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备忘录第八十三号》（1946 年4 月13 日）、《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年7月29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
《中共军北运局部获协议 军调八组发表一号公告》，《华商报》1946 年5 月1 日，第1版。4月12日，三人会议代表团发出第一号备忘录，宣布与广州行营达成十项决议，最终确定东江纵队北撤集结地点、国共双方所负责任，并由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全权负责并监督执行。①《三人会议代表团备忘录第一号》（1946 年4 月12 日）、《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
在协商东江纵队北撤过程中，中共代表特别要求广东国民党当局保障东江纵队复员人员的各项权益和解决琼崖纵队北撤问题。中共代表廖承志提出：“在广东各地复员之武装人员及其家属，请政府保证不受歧视，并且须受新复员法之待遇，同时并保障其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等一切自由，并要求行营发给中共复员人员复员证。”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表示：“可保证政府不歧视奉公守法之中共复员人员。”廖承志同时说明：“中共领导下东江武装人员问题今已原则上解决，但并非说广东全省问题均已解决，中共领导下的琼崖纵队问题，希望能以同样的诚意及速度解决。”对此，国民党代表皮宗敢以该问题已提交重庆三人军事会议商谈为由进行推脱，声称：“本人此来乃为处理东江问题。无权处理海南岛问题”。美方代表柯夷则称：“本人保证将海南岛问题提交重庆三人会议讨论。”②《三人会议代表团备忘录第一号》（1946 年4 月12 日）、《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至此，东江纵队北撤的原则性问题基本解决，但道路仍然荆棘密布。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蒋介石坚决拒绝派遣执行小组进行海南岛开展活动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 年3 月28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尽管周恩来提出了严正抗议，但是最终没有将琼崖纵队列入北撤行列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191～192 页。。
在东江纵队撤退过程中，国民党当局仍然制造障碍，污蔑中共方面不断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龙冈淡水政府驻军之限制问题，及十亿元之庞大借款数目，因此延搁三个支组之派出”⑤《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
针对协议履行过程国民党方面的不配合，中共代表在军调部执行委员会会议中进行了严正交涉，以推动解决各项问题。其一，关于撤退过程中所需款项问题。在军调部执行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中，达成了中共以在华北交出价值一亿元之谷类来交换在广东领取1亿元法币现金。⑥《执行委员第十七次会议记录》（1946 年4 月22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在第18次会议中，国共双方达成共识，最终确定借款总额为323686000元，偿还方式由“共方于本年7月1日前在华北应以谷物偿付南口石家庄及彰县第五补给区司令部，价格则按照当地市价，外加运输费”⑦《执行委员第十八次会议记录》（1946 年4 月24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其二，关于撤退和集结的通道问题。在第19次会议中，经过叶剑英的力争，最终达成三点协议：“（一）三委员联合电请张主任保证东江共军安全登船。（二）广州行营派联络参谋随同共军担任保证，本部派遣执行小组随行监视。（三）郑、叶二委员分电张主任，请国军稍向后撤，放宽走廊，使共军安全通过。”⑧《执行委员第十九次会议记录》（1946 年4 月26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4月30日、5月1日，张发奎回电军调部，表示接受上述协议内容。⑨《执行委员第廿一次会议记录》（1946 年5 月2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在第23次会议中，中共代表罗瑞卿提出请张发奎“将走廊地区扩大，并将两侧部队撤退，使双方相安，以免万一有事，增加麻烦”。这一建议获得了美方代表饶伯森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的认可，同意共同致电张发奎。①《执行委员第廿三次会议记录》（1946 年5 月6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会议纪录》（1946 年1 月—6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003.5-3750.3。张发奎虽然在军调部的压力下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还是设置了一些人为的障碍，如干扰中共电台的通讯②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纪录：《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7 页。。中共方面对此一清二楚，方方进行了多次抗议，并且说服美方代表米勒同意将国民党的这一行径报告军调部以及三人军事会议。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3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5 页；
陆永棣、刘子健：《方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79～80 页。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正面回应，马歇尔为此特意警告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致电张发奎表示：“为表示中央之大信，对广东之中共部队应予承认，对小组中共方电台予以保护”。④《蒋介石致张发奎电》（1946 年5 月3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23-198。但是广州行营原答应借给中共373686000元以供东江纵队北撤和复员使用，最后实际只付给100000000元，还扣除了粮款。⑤《东江共军北撤问题解决 军调第八组发表两公报》，《华商报》1946 年5 月25 日，第1 版；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回忆方方》，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 年版，第131 页。
尽管张发奎及广州行营信誓旦旦地保证东江纵队的安全，然而依然试图利用东江纵队集结之机，延迟其行动，并企图发动突然袭击。对此，广东区党委发言人指出：“行营方面只在口头上做安全保证，而东江纵队驻地附近，政府军队不但并未后撤，反而日有增加。”发言人列举了具体事例：“成立东江南岸地区绥靖区指挥所，由保安副司令韦镇福，率保安部队五个团兵力，绥靖江南；
一五三师之四个团则担当惠博紫河各县的内战军事；
粤北方面，一三一师正在积极向我军进攻中；
而中央社也公然诬指东江纵队副司令王作尧上校为土匪。”⑥《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谈东江纵队北撤延宕真相》，《华商报》1946 年5 月21 日，第1 版；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回忆方方》，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 年版，第138 页。中共方面通过舆论揭露广东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不能不使其有所忌惮。
直到5月25日，三个联络小组才由广州分途出发。第一联络小组27日到惠阳，6月8日带领中共武装1940人到达大鹏半岛；
第二联络小组6月15日带领中共武装392人到达葵涌；
第三联络小组因大水阻隔⑦中共方面认为是惠州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造成拖延，参见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12 页。，行动较迟，6月23日带领中共武装912人到达葵涌。⑧《第八小组大事纪要》，《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大事纪要》（1946 年1 月—7 月），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9A-1。东江纵队处于分散游击状态，留给各部队集结的时间是有限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不断面临国民党军的袭击。在粤北，国民党军袭击增江河沙塘圩的部队，打死战士8名，抓去7名，抢去一批枪支和现款二十几万元。⑨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 页。更为离谱的是，国民党支组代表黎国熹，不但派人试图暗杀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等东江纵队领导人，而且当中共方面揭穿国民党军尾随的事实后，居然恼羞成怒，殴打中共支组成员曾福。①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页；
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编：《东江纵队北撤斗争纪实》，1996年内部印行，第86 页。局势如此之严重，以致时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粤北支组中共代表的杨康华因工作繁忙，“连夜失眠，通宵不寐”，精神高度紧张，始终“牵挂着指挥部及各联络小组我方代表的安全，以及留下坚持斗争的武装隐蔽的保密问题”，以至于“产生幻觉”，“吞服了大量‘阿的平’（治疗恶性疟疾之烈性药）自杀”，“经医生抢救，我至翌日中午才清醒过来”。②杨康华：《杨康华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94～195 页。有鉴于此，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伏击了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驻多祝的保安第七团一个营，歼灭其200余人，并缴获了国民党军进攻东江纵队的命令，在执行小组调查中占得上风。③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468～469 页。
6月下旬，在北撤部队全部集中到大鹏湾准备登船北上之际，国民党广东当局仍不甘心失败，又策划阴谋妄图将北撤部队一举“剿杀”。张发奎秘密调动其驻守在淡水、龙岗、宝安一带的军队，围攻东江纵队驻防王母墟、葵涌的部队，并令其参谋处绘制进攻路线，妄图“一网打尽”。④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方方研究》（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01 页。这一消息为中共打入广州行营参谋处任作战参谋的杨应彬得知，并通过左洪涛告诉方方。⑤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踏遍青山》，花城出版社1993 年版，第358 页。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方一方面向国民党广东当局提出抗议，会同东江纵队领导人组织部队做好自卫准备；
另一方面争取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米勒的支持，请他致电军调部以及马歇尔，最终迫使张发奎放弃原来乘机“吃掉”北撤部队的计划。⑥陆永棣、刘子健：《方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84～86 页；
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472～475 页。
经过一番斗争，6月29日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乘坐美方提供的军舰北上，余下人员则“由中共自行办理复员”。⑦《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但是哪怕已经登上了北上的军舰，东江纵队领导人也一刻不敢放松警惕。由于担心国民党方面利用美国军舰再生事端，登船前东江纵队领导层曾研究并决定了应变的准备：由领导人分工负责各船的领导指挥，将美军的三艘登陆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船，第一船由曾生和刘田夫负责，第二船由罗范群、谢立全、谢斌负责，第三船由王作尧、林锵云、杨康华负责；
“各船派出干部日夜在航海室值班，检查航线，以防万一”；
“每一只船挑选数十名勇壮之士，各人暗藏短枪（按美军规定登船后武器要入库），准备在发生突然事变时夺回武器弹药，武装起来对付敌人”。⑧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第479 页；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编：《东江纵队北撤斗争纪实》，1996 年内部印行，第41～42 页。船行第三天，听闻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加之航线靠近上海，船上气氛紧张，北撤人员制定了应对措施，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夺船。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编：《东江纵队北撤斗争纪实》，1996年内部印行，第135～136 页。最终，东江纵队有惊无险地在烟台登陆，总计撤出2583人，其中妇女413人，小孩40人，顺利完成北撤任务。①广东省人民武装斗争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宝安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合编：《两广纵队史料》，内部资料（印行时间不详），第7～8 页。
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武器统计表 ②《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武器统计表》（1946 年6 月28 日）、《军调部第八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7 月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小组工作报告》（1946 年），台北“档案管理局”藏，档案号0035-543.9-3750.24。
从双十协定签订到东江纵队顺利北撤抵达烟台，前后将近九个月的时间。梳理军调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国共双方在东纵北撤中的折冲樽俎，对本文引言中所提问题大致有了答案。
尽管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决中共的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事进攻③《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 年12 月18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即使在停战令即将颁布之际，蒋介石还致电顾祝同、刘峙、胡宗南等嫡系高级将领，要求他们抓紧利用停战令生效前的几天时间“积极布置”，尽最大可能占据各要点。④《蒋中正致顾祝同、刘峙、胡宗南电》（1946年1月8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80200-00304-017。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维护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是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对中共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军事调处只是他在国际国内压力下被迫采取的一种临时手段。这就是在国共双方已经就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达成协议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皆缺乏履行协议的诚意的根本原因。
在讨论抗战胜利至全面内战爆发这一时段的国共关系时，美国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在马歇尔居中斡旋之下，国共双方同意设立军调部，并向各冲突地区派遣执行小组，这具体到广东就是第八执行小组。虽然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蒋介石统一全国，但是并不代表美蒋两者之间亲密无间，相反它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矛盾与分歧。杜鲁门在给马歇尔的训令中，要求他“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说服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并设法停止敌对活动。①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193页；
〔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年版，第79 页。中共深刻认识到了美蒋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在三人军事会议、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等不同层级的机构中，利用美国的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中共的合理正当诉求。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之所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支持中共，是因为中共的诉求是合理正当的。如果满足这些诉求，将有助于国共冲突的缓和，进而完成马歇尔调停的使命。只是由于国共两党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加上国民党决意发动内战，马歇尔的调停只能以失败告终。不可否认的是，在东江纵队北撤问题上，美方确实发挥了较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东纵北撤的现实从根本上说，这还是中共站在道义立场并采取了正确斗争策略的结果。
在东江纵队北撤谈判过程中，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各种障碍：首先，否认东江纵队的存在，将广东发生的国共冲突称为“剿匪”行动，进而反对军调部向广东派遣执行小组；
其次，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东后，广东国民党当局竭力封锁消息，不让中共代表与东江纵队接触，并阻止执行小组赴冲突地区调查；
再次，在商谈协议内容时，对中共方面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拒绝将琼崖纵队列入北撤行列；
最后，在东江纵队集结过程中，不断派兵袭击甚至企图将其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在东江纵队北撤谈判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中共以及其他各方的不懈努力下，东江纵队最终顺利完成北撤任务，保存了东江纵队的主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贯彻了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而未能随主力北撤的广东人民武装，则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不断壮大武装力量和扩大解放区，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张发奎所轻视的琼崖纵队，也逐渐发展壮大，为接应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立下大功。②冯白驹：《冯白驹回忆录》，（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 年版，第154～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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