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方略

[摘要]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世界先进湾区宜居环境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房租价格、通勤成本、饮食价格和服务价格较低，在生態环境、公共服务和文化旅游等宜居指标上总体还存在较大差距。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四个中心城市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框架，在推进优质生活圈建设过程中，还面临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城市内部的宜居水平差距较为明显等诸多短板和限制性因素。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应坚持以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推动大湾区宜居环境的整体提升；
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合作机制，解决好大湾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贯彻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大湾区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空间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湾区和休闲湾区。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优质生活圈  宜居环境  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3）03-0015-08

[基金项目] 科技部、中共中央党校课题：基于开放创新实施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研究（2021ICR20）。

[作者简介] 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经济、房地产经济。

城市的宜居性是后工业化社会普遍关注的发展目标。早在1976年，第一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便提出“以持续发展的方式提供住房、基础设施服务”，并相继成立了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和人类住区中心。1996年，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正式提出了“宜居城市”（Livable city）的概念。201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并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将“宜居城市”和“城市的宜居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张文忠，2016）。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共同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板块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在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病”扩散蔓延的背景下，如何从建设优质生活圈视角重塑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需要肩负的重要使命与艰巨任务。为此，本文在对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宜居环境进行横向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和短板，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优质生活圈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先进湾区

宜居环境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11个城市组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地缘、文化血脉。长期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相对前瞻性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布局，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城市风貌，又具备现代商业城市的生产服务功能，基本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城市与自然相互交融。然而，相对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由于湾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和政府双向作用的结果，目前除了粤港澳大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地域范围相对明确外，国内外学者和第三方机构对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空间范围和统计口径上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为此，本文主要基于官方或权威渠道对各大湾区的基础数据进行横向比较，部分指标由于数据缺失，将统计口径调整至州级或市级层面①。

（一）居住成本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历经多年的长足发展，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相比仍明显落后。除香港与东京湾区较为接近外，广州和深圳的家庭月均净收入水平与其他湾区城市差距较大，甚至不到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1/3。居住成本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房价要整体高于其他三大湾区，而租金价格则较低。其中，香港、深圳的中心区房价甚至超过了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进一步计算房屋抵押贷款占家庭可支配净收入的比例②，可以发现，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主要城市均未超过85%，而香港、广州、深圳的该比值甚至接近300%。在房屋租金方面，同地段和同户型的房屋租金，香港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较为接近，显著高于东京湾区；
广州和深圳要显著低于其他湾区城市，甚至不到纽约的1/5（表1）。由此可见，从居住成本的横向比较来看，限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的因素主要还是房价收入比。

（二）生活成本比较

在通勤成本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与其他湾区城市相比略短，而通勤费用则明显偏低，这与粤港澳大湾区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出行方式有很大关系。在饮食价格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除了香港的牛肉价格高于其他湾区城市外，鸡蛋和麦当劳套餐价格相对于其他湾区城市也总体偏低。在服务价格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托育费用显著高于东京湾区，但远低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在电影票价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总体上也显著低于其他三大湾区平均水平。综合比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在通勤、饮食和服务领域的主要生活成本指标要显著低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表2），这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家庭收入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匹配。

（三）生态环境比较

从地理位置看，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大湾区都处于自然环境最舒适的北纬20—40度之间的沿海地带。相对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所处纬度低，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偏高，夏季是臺风高发区域，环境舒适度方面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稍逊一筹。从湾区环境质量来看，受制于本地巨大的制造业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PM2.5年均浓度要显著高于其他三大湾区。除香港、深圳和广州外，其他三大湾区的核心城市2021年PM2.5年均浓度均小于或等于10，达到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给出的“可以被认为最有可能产生健康负面效应的最低值”。与其他三大先进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光热条件较为充足，加上政策层面对环保投入的重视，保障了较高的绿化水平（表3）。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的绿地覆盖率及两个子指标均显著高于其他几个湾区城市。尤其是香港高达39%的树木覆盖率和10%的草覆盖率，在核心城市极高的人口密度背景下显得极为不易。

（四）公共服务比较

从公共服务水平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最好的社会治安条件，医疗卫生服务的硬件设施条件也不输其他三大湾区，但医疗人员投入与其他湾区还有很大差距（表4）。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每千人拥有的医师数量为2.54人，与东京湾区相近，但远低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所在的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每千人拥有的注册护士数量为3.47人，不足排名第三的东京湾区的一半；
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量为4.19张，也不及东京湾区的一半，但优于美国两个湾区所在的州。在人口平均寿命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为80.3岁，略低于东京湾区（83.1岁）、旧金山湾区（81.4岁）和纽约湾区（80.7岁）。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治安方面表现优异，2020年立案的刑事案件密度只有每十万人565.38件，比有“世界最安全城市”之称的东京所在的东京湾区还低15%。从公众文化生活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每百万人拥有的图书馆、博物馆数量全部垫底，而且与表现较好的湾区存在数量级的差距，百万人图书馆拥有量相当于纽约和新泽西州的1/15，百万人博物馆拥有量更不及1/30。

（五）文化旅游比较

在核心景观①数量方面，东京湾区显著高于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紧随其后。2018年，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景观均超过1000家，纽约湾区与旧金山湾区较少，分别为621家与433家。而核心景区中，以东京湾区高等级景观居多，其世界遗产数多达5处，分别为日光的神社和寺庙、富士山、富冈制丝厂（群马县）以及近代绢丝产业遗迹群、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小笠原群岛。粤港澳大湾区有2处世界遗产，分别为澳门历史城区、开平碉楼与村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各有1处，分别为自由女神像和红杉国家公园。从核心城市景观集聚程度来看，旧金山最高（79%），其次是纽约（75.8%）、香港（20.1%）、广州（18.6%）、东京（13%）和澳门（8.6%），旧金山和纽约是湾区核心景观的主要集聚地。从举办音乐会及文艺演出次数看，四大湾区从高到低依次为纽约湾区（563次）、旧金山湾区（116次）、东京湾区（106次）及粤港澳大湾区（63次），纽约湾区在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方面优势较为明显，粤港澳大湾区相对滞后。在酒店客房出租率方面，客房出租率最高的是香港，平均高达88.2%，纽约、澳门、东京及旧金山的酒店客房出租率也均在80%以上，而广州的酒店客房出租率不足70%（表5）。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优质

生活圈面临的主要问题

综合来看，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具有一定的宜居环境优势，但是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世界先进湾区相比，差距仍较为明显。在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过程中，面临诸多短板和限制性因素。

1. 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世界主要湾区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区域协同治理体系，包括发挥区域规划作用、明确城市角色定位、成立湾区协调组织等。由此确立了市场的自发作用和主导地位，实现了湾区内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无缝对接。对于湾区各组织机构消除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协调利益分配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其他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四个中心城市背景下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框架，在经济发展模式、制度法规体系、生产生活方式等领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际上也没有既定模式和先例可以参照借鉴。因此，在确保“一国两制”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如何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逐步突破行政区划、治理模式的限制束缚，达成协同发展的长期合作共识、治理体系的有效对接以及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共建优质生活圈所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2. 大湾区城市内部的宜居水平差距较为明显

分析大湾区11个城市的宜居基础指标（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医疗服务指标（包括每万人医疗机构数、每万人床位数、每万人注册医生数）、基础设施指标（包括每万人公路通车里程、道路密度、排水管道密度）、宜居成本指标（包括房价收入比、交通拥堵指数、每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绿色环境指标（包括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PM2.5年均值）以及宜居口碑指标，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宜居水平的梯度差异较为明显。香港、澳门宜居环境综合得分较高，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位于第一梯队，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排在第二梯队，其他城市排在第三梯队。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宜居成本较高、外围城市的宜居基础和医疗服务水平较低的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居世界前列，存在大量向周边地区外溢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外围城市的宜居环境建设较为滞后，承接外溢居住需求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因此，未来在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大湾区整体宜居水平，将是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关键所在。

3. 优质生活圈建设的“洼地效应”开始凸显

优质生活圈建设的主体和服务对象都是“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优质生活圈建设的重点难点几乎都指向了一个核心利益问题，即优质生活圈建设的收益是全域范围的，但是其建设成本则主要由本地来承担，这就引发了一个典型的“洼地效应”问题：优质生活圈建设力度越大的地区，往往会面临更大规模的流入人口。从“六普”到“七普”，珠三角九市中除肇庆和江门外，其他城市在广东的常住人口占比均呈现增加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区域之一。截至2022年，东莞和深圳的常住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高达73.56%和68.53%，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如果仅从城市政府的单一主体角度考虑，消极应对或者为外来人口提供有限的公共服务将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就全域范围来看，这种自利选择将会带来不小的福利和效率损失。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亟须在中央政府统筹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全盘谋划，大湾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一系列集体行动来有效解决优质生活圈建设中的外部性问题。

4. 重点民生领域一体化程度亟须提升

在跨境人员流动方面，虽然大湾区推出旅客通关“一地两检”等创新举措，但整体通关便利化程度距离同城化、通勤化的目标尚有一定差距。在税收制度上，粤港澳三地的税种、税率和征税模式都存在较大差异，港澳地区税种较少、税率相对较低，累进幅度小，税收豁免和优惠的范围较多，对往来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影响较大。在资金融通方面，内资企业境外募资、跨境资金划转以及港资企业利润回港程序较为复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资金、小流通”现象。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广东正在积极落实港澳居民在粤参保的同等待遇，但主要还是以财政补贴港澳居民个人缴费差额的形式，目前尚未实现社会保险的跨区域携带和衔接转换。在跨区域养老服务方面，粤港澳三地养老服务自成体系，还存在政策沟通不畅、制度对接困难、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此外，在商务签注门槛、执业资格互认、执业范围限制、就医报销结算、随迁子女入学等民生领域，还存在一体化的制度障碍和提升空间。

5. 湾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以成本低廉的方式获得技术进步，从而在国内各大区域板块中率先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以“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牢牢把握住了“第一种机会窗口”。但随著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的制约因素逐步增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而粤港澳大湾区以代工、装配制造为主的制造业部门，正面临被日益升高的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区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设计上还存在一些短板。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正在经历由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产业升级期，同时也面临优质生活圈建设的倒逼转型期。从需求端来看，与产业升级相伴随的是城市所服务的需求对象的升级。新一代“湾区人”已不仅仅关注于传统的“水电路讯网”“科教文卫保”等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对高端化、定制化和个性化的宜居环境和服务品质有着更为强烈的需求。从供给端来看，在诸多生活性、消费性服务领域，通过“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深度挖掘各类用户的品质需求，注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体验沟通，可以实现由规模化生产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的转变。因此，从打造“世界工厂”到建设“优质生活圈”，本质上是粤港澳大湾区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所作出的发展战略调整。

三、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思路

共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是事关新时代“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功实践的重点民心工程，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和美好未来的重要窗口平台。未来如何对标世界先进湾区，打造公共服务优质、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摆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五方面着手推进。

（一）坚持以高标准的区域一体化，推动大湾区宜居环境的整体提升

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在宜居基础、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宜居成本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机制，共同谋划大湾区的宜居定位和长远发展。要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以降低湾区中心城市的宜居成本、提升湾区外围城市的宜居基础和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有序促进湾区内部人口、资源的有效流动。在“车辆北上及南下”政策基础上，探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实现车辆配额逐步放宽，有序促进大湾区私家车便利出行，实现更大空间范围内的“职住平衡”。加快落实大湾区内部货物和人员通关“一地两检”，争取通过一次查验完成大湾区多方的检查检验要求，建立简洁高效的通关便利化制度。充分利用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虎门二桥建成通车的示范效应，以及深中通道等多座连接珠江口东西岸跨江跨海大桥的规划建设，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小时”优质生活圈。

（二）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合作机制，解决好大湾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进一步加快推进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紧急医疗救援联动机制建设。加快推动教育医疗合作发展，健全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利用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保持对现代服务业和高端人才的持续吸引力。针对香港、澳门地域空间狭小和房价高企等现实问题，加快总结推广澳门新街坊和广州祈福新邨试点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共同建设集养老、居住、医疗、就业、教育于一体的社区项目，参照港澳先进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日常管理，在公共场所和办事机构增加英语、葡语和繁体字等工作语言和指示标记，更好实现大湾区居民优质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可参考国际标准开展内地与港澳高校学历和职业资格证互认工作，落实粤港澳三地居民个税差额补贴办法。支持港澳居民在珠三角地区开办社会福利机构，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完善对接社会福利政策，鼓励港澳医院和学校与内地医疗教育机构合作，跨地域为湾区居民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实现包括医疗保险和教育公共服务的异地接续。加快推进在通信资费、上网流量费、跨境交通卡等领域的同城化和智能化，逐步建立以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跨境人民币使用为重点，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居民资金往来同城结算。

（三）贯彻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大湾区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坚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城市发展理念，推行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加快推进河流综合整治，加强污染监控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的治污建设，实现重点污染源实时在线监控和垃圾的高水平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在规划设计上，要把以人为本、注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贯彻实施到建筑设计、装饰设计、园林设计、景观环境设计、市政工程设计之中，引导全社会建立起绿色环保的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市场调节机制，有序利用阶梯收费、价格杠杆、税收补贴等手段，大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有序推进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扩大节能环保产品市场消费份额，大力提倡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以此推动服务业生产模式创新，从而避免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废弃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快落实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升级和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通过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动大湾区建筑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优化体验、创造收益的方向发展。

（四）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空间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随着土地资源环境压力日趋上升，传统的外延型、扩张型和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已难以为继，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城中村建设等内涵式发展模式，正逐步成为城市空间优化的重要抓手。《“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为优化城市开发建设模式、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综合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更新主要有四大任务：一是历史街区与建筑遗存的传承和活化。吴良镛先生曾提出，“城市改造过程中不能隔断历史，包括城市建筑和生活在建筑里的人”。要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尽量保留原来的社会生态，从而达到提升城市形象、延续城市肌理、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居住品质的综合效果。二是工业区及工业遗存的保护和利用。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大湾区出现了大量厂房和工业遗存，要充分发挥其占地大、建筑坚固、体量大的特点，为市民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城市公共空间。三是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升。积极听取居民意见，在公共交通、休憩空间、无障碍通行等方面，通过有机更新模式切实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四是智慧社区的建设打造。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高级形态，智慧社区建设要以人本化和数字化为导向，逐步涵盖教育、家政、托育、养老、邻里、社保等服务功能场景，打造具有归属感和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

（五）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湾区和休闲湾区

坚持以岭南文化为纽带，加强文物古迹、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名人故居、商号会馆等的保护性开发，支持弘扬粤剧、龙舟、醒狮、武术等共有共享非遗项目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筑牢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文化底座。积极促进中外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完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网络，坚持以促进民心相通、培育文化认同为重点，大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共同打造更加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湾区人文符号和文化品牌。深入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公共服务合作机制，全面推进旅游大数据平台合作共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互补共享、精品旅游线路联合打造、文化旅游人才共同培养。统筹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旅游推广平台和多元化国际传播平台，联合编制、动态更新文化旅游活动和产品目录，完善特色鲜明、品类齐全的“吃住行游购娱”旅游服务体系，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品牌，共同开拓国际客源市场，携手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参考文献]

[1] 李超.澳门与横琴自贸区融合发展機制探析[J].澳门研究，2015（3）：23-30.

[2] 李超.在新起点上谱写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篇章[N].南方日报，2022-08-08.

[3] 刘彦平.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 毛艳华，荣健欣.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协同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04-109+191.

[5] 王珺，袁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build a high-quality life circle suitable for living， working and traveling. Compared with the livable environment of the worlds advanced bay areas， the major citi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high housing prices and incomes， relatively low rent prices， commuting costs， food prices and service prices， and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livable indicators such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cultural tourism. A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regional integration cooperation framework esta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tariff zones， three currencies and four central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life circle， it also faces many shortcoming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ne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obvious gap in livability level within the citi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develop a quality living circl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 should adhere to high standar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livable environment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deepen the mechanism for joint contribution，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to address the needs and concern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we will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urban renewal initiative to optimize urban spac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use culture to shape tourism and tourism to highlight culture， and jointly build a cultural Bay Area and a leisure Bay Area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Quality Living Circle; Livable Environment; Public Service

（收稿日期：2023-04-19   责任编辑：罗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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