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经验”在全党办报方针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乔傲龙 段利军 付慧

摘要：全面抗战初期，山西党组织的新闻传播以“借口说话”为主要策略，通过对敌后办报的探索，在全党动员和群众参与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晋西事变”之后逐步建成了独立的、体系化的党报网络，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淬炼出组织形态的武装化、轻装化，以通讯网支撑内容建设，以交通网和读报组织支撑信息传递的“太行山经验”，并提出“太行山经验”为《解放日报》改版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最终沉淀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基本路线和党报传播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山西抗日根據地 太行山经验 《解放日报》改版

全面抗战期间，以吕梁、太行、太岳、北岳为依托的“晋”字号根据地，背靠中共中央，近接绥、察、冀、豫，远通热、辽、鲁、皖，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形成、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实践经历了“借口说话”“公开发声”“众口传播”三个发展阶段，凝练出一整套经验体系，笔者称之为“太行山经验”。它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实践样本，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形成和全党办报方针确立的过程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并影响至今。

山西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严酷的内外部环境严重制约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办的报刊不但数量少，且多属非公开性质，带有较强的组织内传播色彩。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和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却拥有自成体系的宣传阵容，是抗战初期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传播主体。

山西党组织充分利用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将办报人才安排进牺盟会和战动总会的传播机构，借他人之口传播自己的主张。如牺盟会长治中心区机关报《战斗日报》，1938年7月创刊时即设有党支部，该报发行量5000余份，几乎覆盖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山西全域。1939年《战斗日报》停刊后创办的《黄河日报》，工作人员以牺盟会中的中共党员为主，发行量攀升至万余份，是当时山西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就“晋西事变”前夕言论的立场来看，它实际上传播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由于当时的党组织尚未公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自办的报刊，“都是秘密印刷和发行”，且“发行的范围就很狭小，数量也不大”，只是在“党内及革命者中间轮流传诵”。这些报刊以传达组织信息、开展党内教育为主要功能，以党支部和党小组为单位订阅，读报属于“严格的、经常的组织生活”，具有鲜明的组织内传播特征。还有一些报纸，借用牺盟会或战动总会的名义公开发行。如沁源县的《生力报》，原本是“中共沁源县委的机关报”，只是抗战初期“以沁源县牺盟会名义出现”。

此类报刊是山西历史上第一次对大众媒介的广泛使用，“借口说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开展新闻传播的策略选择，既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坚持了“以我为主”的独立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为此后在根据地独立开展新闻传播积累了经验。

1939年12月爆发的“晋西事变”是抗战期间山西战局的分水岭。随着国共关系的急转直下，统一战线范围内的进步报刊被迫全部停刊，但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行动“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太多地考虑阎锡山及其旧派的感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相继创办的报刊，逐渐形成纵横交错的新闻传播网络，独立地将党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

1.“太行山经验”的初步探索。《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前，太行山根据地的党组织已在敌后新闻传播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其精髓是全党动员和群众参与。

1938年5月1日创刊的晋冀豫省委机关报《中国人报》，在敌后办报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一是内容的地方化色彩，在国际和国内新闻之外，尤为重视本地军民开展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等方面的报道。二是初步建立了通讯网，在几乎没有自采力量的情况下，依靠通讯网成功开展了本地新闻报道，可以说是根据地全党办报的最初尝试。三是广泛组织各地的《中国人报》读者会，密切联系群众，为之后根据地的群众办报积累了初步经验。该报是华北新华日报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办的重要基础。

与《中国人报》同时创刊的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在没有电台作为信息来源的条件下，通过发展通讯队伍补充自采力量，有效解决了稿源问题，在敌后游击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也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是“全国各级党报中富有浓厚地方色彩、反映强烈的一张人民的报纸”。地方内容、社会稿源、战时传播，以上报纸的新闻实践为“太行山经验”的探索、发展、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

2.根据地新闻传播集群的形成。《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也是抗战期间华北敌后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39年1月1日，以汉口总馆和西安分馆派到太行山的职工、原《中国人报》全体职工及其记者训练班学员为班底，《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后沟村正式创刊。当时，各根据地的党报社都兼具新闻采访和编辑、图书编辑与出版、书报刊印刷与发行、物资生产乃至设备研发等多种功能。就华北新华日报社而言，1941年成立的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报社的通讯联络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报社的丛书编辑部，新华书店华北总店原为报社附属书店，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依托报社成立，晋冀鲁豫各地的重要党报，如《太岳日报》《冀南日报》《冀鲁豫日报》等，皆系该社派出的骨干力量创办。

除党报外，边区政府、八路军部队、各群众团体和基层组织也有自己的报刊，由此形成了以党报传播集团为核心，党、政、军、群的报刊和基层报刊共同组成的、覆盖全域的新闻传播集群（见表1）。在恶劣的游击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这些报刊既呈现出战时传播因陋就简、讲求实用的特征，同时也洋溢着革命年代不畏艰险、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质。大部分报刊油印，少数石印，个别铅印，一块钢板、一台油印机往往就是全部家当，印刷用纸更是五花八门，白报纸、麻纸、粉连纸都有。发行量有的上万份，有的只有几百份。报纸种类之多、队伍之众、参与之广，可谓空前。

“太行山经验”是山西敌后各根据地游击办报经验的“最大公约数”，是战争环境淬炼而成的制度化经验体系，其核心是以武装化、轻装化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通讯网为支撑的内容建设，以交通网和读报组织为支撑的信息渠道。

1.敌后求存的智慧结晶——轻装游击。由于日军频繁“扫荡”，报社普遍具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对员工进行军事训练并适量配备轻型武器，以备遇敌时自卫。如华北新华日报社向所有工作人员配发军装，配有警卫排，对外以代号相称，且“机关代号经常变换，保密唯恐不严”。各根据地的新闻机构大同小异。

1942年5月反“扫荡”中，面对日军的清剿搜山、去而复来，数百名新闻工作者穿梭其间、迂回兜转，对敌军搜山规律的谙熟和能跑、能藏的生存能力，无不归功于平时训练所得的军事素养。此次反“扫荡”虽蒙受重大损失，但华北新华日报社仍然组织精干力量随北方局坚持战时出报，其他人员就地分散转移，8个大大小小的印刷厂隐蔽在各地，战时可就近出报而无辎重拖累，其“战时油印版”与晋察冀日报社的“八头骡子办报”共同创造了太行山游击办报的奇迹。

2.全党办报的制度架构——通讯网。通讯网作为全党办报的制度架构，不仅是群众办报的初始动力和党报理论转化为传播实践的现实基础，还是我党成功进行敌后新闻传播的重要因素，深远影响了此后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

抗战前期，稿荒是根据地报刊普遍面临的问题。各报在创刊之初，自采力量均严重不足，不得不大量采用新华社及其他境内外通讯社的稿件，从而导致新闻宣传脱离群众、不接地气。毛泽东同志批评《抗战日报》“为新华社办报”而非“为晋绥人民办报”，部分原因是理念的偏差，根本则在地方稿源不足。

一方面，在专职记者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报社十分重视通讯员和通讯网的建设，设有专职部门负责在机关、部队、学校及各县区发展通讯组织，建立通讯网，编印通讯刊物，向编辑部收转、推选稿件或直接编辑通讯员来稿，并通过来稿发现新闻人才、补充采编队伍。如《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各区村牺盟支部、农工青妇区村分会、区村公所、各级学校等建立了通讯堡垒，用通讯、赠报、稿费等方法提高通讯员采写新闻的兴趣。该报还曾公开招请“抗日救国通讯员”，并号召各地组织读者会，集体读报、集体写稿。

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也对通讯网的建设给予大力支持。1940年初，杨尚昆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撰文批评各地党组织“未能给报纸以应有的帮助”，要求“每个同志都应该帮助《新华日报》华北版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各地的通讯网”，帮助该报“在广大的民众中建立‘读者会’”。又如，1938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明确要求各级宣传部“寻求约定与指定《中国人报》通讯员，建立通讯网”“各级宣传部门应经常检查督促执行其任务”“各宣传部长为特约通讯员，必须经常写通讯”。1940年9月再次下达通知，对地方党委在报纸内容建设方面应负之责作出明确规定。1941年，进一步要求各县委宣传部每月至少投稿两次，收集各方面对报纸的反映和意见，至少每月向区党委报告一次。

以各级党委宣传部及其指定、约定的通讯员为核心，以分布在军政民学机关和工农青妇等群众救国组织中的通讯员为外围，以地方报纸及其通讯网作为基层架构，党报通讯队伍在太行山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初创刊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通讯员，当年底发展到500人左右，1941年9月发展到720人。进入“太行版”时期，规模达到2000人左右，年均来稿数量超过1万篇。

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拉开了延安新闻界整风的帷幕。4月，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学习”版主编辑，8月被任命为总编辑。陆定一早年曾在团中央从事报刊编辑工作，遵义会议后出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并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报委员会主任身份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在太行山根据地与日寇周旋3年之久。期间，他撰写了《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中的几个重要经验》《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游击办报的具体措施、如何建设通讯网开展全党办报、如何动员群众从读报识字到自觉参与办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系统论述。

《解放日报》改版方案是陆定一对“太行山经验”的延续和升华。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不再“替外国通讯社作义务宣传员”，根据地成为报道主体，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得以确立，广大通讯员成为办报主体。1942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对西北局的决定“仿此办理”。《解放日报》改版的局部經验迅速扩大到各根据地。可以说，《解放日报》最终成为“完全的党报”，全党办报方针的最终确立，“太行山经验”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解放日报》成功改版后，作为改革成果和全党办报规范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基本未超出太行山根据地新闻实践的范围。

1943年，《新华日报》（华北版）停刊，改由太行区党委出版“太行版”，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随抗战局面的扭转进入“众口传播”阶段。随着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群众的文化觉醒推动着工农通讯员队伍不断壮大，基层民众的办报热情被点燃，乡村黑板报成为这一时期的独特景观。由边区铅印报、县级油印报、乡村黑板报共同构成的三级报网，标志着距离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根本解决。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群众性新闻传播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面上付诸实践。

作者乔傲龙系山西传媒学院教师、高级记者

段利军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刊社新媒体室主任、副编审

付慧系山西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敌后的宣传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0YJ2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杨尚昆.阅读党报推销党报应当是每个党员的责任——为《新华日报》华北版一周年纪念而作[N].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01-01.

[2]中共晋冀豫区委对党报的决定（1938年8月1日）[J].战斗，1938（04）.

[3]杨奎松.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山西农村的较力——侧重于抗战爆发前后双方在晋东南关系变动的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15（01）.

【编辑：甘露】

猜你喜欢解放日报劳动光荣：《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生产竞赛的报道及其意义党史文汇(2023年1期)2023-05-30解放日报“特稿”：新传播环境下的热点选题深度报道传媒评论(2019年8期)2019-11-11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的批评报道今传媒(2018年12期)2018-02-27论西安事变与绥远抗战西部学刊(2017年12期)2018-01-12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及其启示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期)2017-06-05移动互联网时代纸媒组织架构“柔性再造”——以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栏目制为例传媒评论(2017年2期)2017-06-01浅谈博古与他的新闻事业新西部·中旬刊(2016年3期)2016-04-14议程设置框架下肿瘤防治议题浅析——以《解放日报》、《文汇报》2013-2014年相关报道为例新闻传播(2015年21期)2015-07-18延安时期博古党报思想探究党史博采·理论版(2014年7期)2014-09-01从文化领导权理论视角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江淮论坛(2014年2期)2014-05-27

推荐访问:太行山 办报 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