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虽身居高位，但在吃喝上一向十分简朴、要求不高，外出工作时用餐规矩数十年如一日地遵守“四菜一汤”的标准。他始终把“廉俭”二字深深刻入心中，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尽显其中。
1960 年 2 月 4 日，邓小平考察广东佛山，当地《南方日报》《佛山日报》等报纸未作任何报道。至于接待要求，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给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打招呼，也只是强调“要备点辣椒”。邓小平调子之低令人难以忘怀。
“瓜菜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群众的一种主要救命食品。当时的中国经历经济过热增长之后，又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之苏联逼债，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粮食极度短缺。为了填饱肚子，老百姓都是以萝卜、红薯等各种杂粮来代替稻米、小麦等作为主食，俗称“瓜菜代”。
1961 年春天，邓小平赴北京顺义开展调查。
当时，当地陪同的干部说：“现在条件不太好，我们准备包一顿饺子来给您接风，稍微改善一下伙食。”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坚决制止了。他和普通干部一样，在食堂每顿吃的都是“瓜菜代”。而这种所谓的“瓜菜代”，则是从河里捞上来水草，放在清水里煮熟后做成的。
看着村民吃着这种“瓜菜代”，导致身体浮肿、营养不良，邓小平心情很沉重。他和群众同甘共苦，拼命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建议。后来，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下，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好转，群众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改革开放之初，短缺经济状况刚有所改变，浪费现象就抬头了。邓小平及时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他率先垂范，反映在生活上，便是一向俭朴、崇尚节约；
表现在饮食上，则从不挑食、杜绝浪费。
1979 年，邓小平在山东省烟台出差，在东山宾馆 2 号楼暂住，随后同海军北海舰队的领导视察渤海海峡，午饭就在军舰上解决。
东山宾馆领导接到通知，派厨师刘维轩上舰为邓小平和其他几位舰队领导做饭。刘维轩做了炸小鸡、海胆烧冬瓜、炒海螺、炒豆芽这 4 个热菜，邓小平评价这顿饭说：“这是来到烟台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其实，厨师在邓小平下榻东山宾馆的头天，是按照“六菜一汤”的规格安排邓小平伙食的，其中还有一道甲鱼汤。待邓小平用餐完毕，唯独这道甲鱼汤被完整地端回了后厨。刘维轩没有多想，自认为是甲鱼汤做得不合领导的口味。翌日，他换了一种烹饪方法来做甲鱼汤，又把甲鱼汤送到了邓小平的餐桌上。
邓小平看到甲鱼汤后，直接对身边的服务员明确指出：以后不要再上甲鱼汤了，就搞简单的家常便饭即可。接着，邓小平又嘱咐服务员：菜以后不要上那么多，装在盘子里的分量也减少一些，一顿“四菜一汤”就够了。
随即，东山宾馆按照邓小平的叮嘱改动原定伙食安排，厨师也就知晓了邓小平的“四菜一汤”习惯。
殊不知，除了这出了名的“四菜一汤”标准，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提倡的“光盘行动”，其实一直是邓小平立的规矩，他每每吃饭必会执行。
在邓家吃饭，有个家规就是“不浪费”。倘若有剩饭剩菜，他们会在下一顿做成烩饭接着吃，就连炖菜剩下来的汤，他们也要留到下顿煮面条吃。对此，邓小平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了，不会吃剩饭的都是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的意思）。”
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几个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如果时间允许，邓小平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用餐。夹饭菜时，哪怕是一根豆芽或一个米粒掉在饭桌上，他都要用筷子夹起来很自然地放进嘴里。餐巾纸也是邓小平晚年才享用的，但他坚持让家人把一张纸裁成四块，每次只用一小块，一天只用两张。
此番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邓小平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教育孩子们决不能有一丝一毫浪费。
更有趣的是，即使是对待外国政要，邓小平也情愿以节约和温馨为原则个人掏腰包请客，标准也是简单适中。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 年访华时的細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
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邓小平日常除了要求饮食极简、便捷省钱外，出差时还常常主动缴纳伙食费。
江西省樟树市档案局，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泛黄的收据。收据存根上写着：邓小平同志等 2 人，交来伙食费 0.64 元，粮票 6 两。收据存根编号：0005776；
发票存根上的时间：1972 年 11 月 12 日。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前，在被“允许”外出考察的第一站——清江县（现江西省樟树市）留下的珍贵物品。
江西盐矿位于樟树市郊。据当时负责汇报生产情况盐矿生产组组长徐水根介绍，1972 年 11 月 11日，江西盐矿突然接到清江县“革委会”交付的一个特殊任务：邓小平第二天要来厂里参观，厂里要负责接待。从县“革委会”的通知来看，邓小平的名字后面多了“同志”二字，这一称呼的改变让接待人员明显地感觉到非同一般的政治意味。
1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多，两辆半旧的伏尔加轿车驶进江西盐矿。从第二辆车上下来的邓小平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和锃亮的皮鞋。虽然这天恰逢星期日，但矿里五六百名轮休的职工从清晨起，便自动汇聚于通往矿办公楼的道路两边，等候邓小平的到来。看见矿里这么多人来迎接他，邓小平向簇拥在他周围的神情激动的男女老少不断点头、微笑、打招呼，表示真诚的感谢。下车后，邓小平直奔会议室听汇报。根据上级的规定，当时接待十分简单，就是清茶一杯，以及大前门香烟一包。
让徐水根老人记忆犹新的是：“邓小平特别重视生产。”当时建矿才两年，探明储量高达 103 亿吨的江西盐矿生产条件非常简陋，工人的宿舍和厂房都是用毛竹和油毛毡搭建的，邓小平却执意观看了江盐卤水库、平锅熬盐和真空制盐车间。车间里热气腾腾的水蒸气刺得人眼睛都很难睁开，邓小平却看得非常仔细，而且还两次从工作间抓起盐品尝。他看到矿上工人在简易工棚中挥汗如雨、艰苦劳作的场面，还禁不住上前握着工人们的手说：“你们的精神太值得学习了！大家现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后实现了机械化，就好了！”邓小平离开盐矿时，全矿职工送给他数小包精制食盐。邓小平笑着收下了这份凝聚着全体工人特殊情意的珍贵礼物。
在考察完毕后，由于盐矿接待能力有限，邓小平转到清江县招待所来用午餐。当时县里只派了一位“革委会”副主任陪同吃饭。这顿饭吃得十分随意——只是的“四菜一汤”。饭后，邓小平不顾陪同人员的再三劝阻，执意按照规定交纳了相应的伙食费和粮票。
1994 年，樟树市档案局的同志们几经周折，在樟树市人民政府招待所成堆的票据中找到了当年邓小平交伙食费的收据存根。虽然已年深月久，可票面上的字迹却依然十分清晰，让人觉得往事如昨。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党史七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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