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化空间感知”、妇女解放与“地球”视域的出现——颐琐《黄绣球》与前五四的“中国”想象

罗 汉

现代性不仅存在时间、历史的维度，还应该有空间、地理的维度。“空间现代性”的提出可以弥补单纯从时间、历史维度研究现代性的不足，从时间和空间两者关系角度深化对现代性的理解。①刘保庆：《“空间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空间维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如果我们不将中国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刻——1919年所开启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是看作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空间本身及空间感知的变化同样参与了这一进程，且形态和变化更加复杂。

在空间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各种科学、技术引起的空间及空间感知变化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583年，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不仅带来时钟、时晷等计时工具，而且带来了世界地图，制作了天体仪、地球仪等设备。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自此以后，西方的各种空间设备和装置开始不断进入中国，火车、轮船、地球仪、电报、地图等不仅逐渐影响并改变了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促进了对“自我”的反省，乃至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1843年，魏源《海国图志》的出版，加快了这一进程。空间现代性使得传统依靠身体移动进行空间感知无法了解和认知的事物得以被感知，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以及“世界”基本范畴借此才得以可能，而“技术化空间感知”是其中极其关键的一个环节。①刘保庆：《“空间现代性”与清末民初小说的“中国”构建》，《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与传统靠肉眼和身体移动认知相比，“技术化空间感知”指通过现代空间媒介如地图、天体仪、地球仪、报纸、望远镜、罗盘、电报、电视、卫星导航、远距离视频等科技与知识，对“自我”与处身的“世界”形成的认知和感受。技术化空间感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可以突破“当地”的限制，让遥不可及的地域与事件对当地产生影响，从而带来社会关系的重组。吉登斯采取“脱域”概念来描述如下现象：“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②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正如报纸的出现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对地球另一端素不相识或者终生不知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产生了认知，同样也带来自我反身性思考。二是它培养并塑造了新的整体感，促进了“共同体”的产生。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彼此熟悉，但是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如果想要对“城市”获得一个整体认识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借助于城市地图才能想象。同样，只有借助于新的技术化空间感知，才能获得近现代普遍性话语“四万万同胞”“两万万膏腴之地”的民族国家认知。

近代以来，技术化空间感知方式逐渐由官方走向民间，由精英走向大众，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近现代文学同样与“技术化空间感知”联系密切，现代“技术化空间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作家对文学的认知和想象方式。近现代文学逐渐带有了空间现代性特色，以回应技术化空间感知和空间现代性带来的空间“震撼”，共同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想象。“技术化空间感知”对中国近现代文学造成了怎样的冲击？中国近现代文学又是如何对这种冲击进行回应，做出自身改变以化解空间现代性带来的挑战？这些复杂问题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容纳的，这里打算借助对长篇小说《黄绣球》进行解读，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空间化”写作倾向的理解。

《黄绣球》最初发表在光绪三十一年的《新小说》杂志上，从1905年4月连载到1906年1月，共26回。1907年由新小说社出版了单行本，内容增加至30回。③颐琐：《黄绣球》，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以下引用该书均出自这一版本，只标注页码。之所以选择《黄绣球》作为分析对象，一是因为小说作者与报纸这一技术化空间感知有密切联系。经学界考证，作者颐琐原名汤宝荣，江苏吴县人，“商务印书馆耆宿，任为总记室，涵芬楼丛刊，什九经其校勘”。④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2页。他与报界学人张元济、李拔可关系密切，又与南社成员同时兼任商务印书馆杂纂部部长的徐珂有莫逆之交。1898年起上海的报纸校勘经历，不仅让他摆脱了从前的清苦生活，而且从传统封闭的乡村空间走向了开放的现代空间。小说中提到的西方著名人物约30人之多，这些人物和事迹大多来源于报纸这一现代媒介。二是因为小说的核心主题正如题目“黄绣球”所暗示的，属现代空间问题。“黄绣球”不仅是人物名字，而且成为小说主题：20世纪黄种人不仅摆脱了西方列强入侵的弱小地位，而且走出本国，具备了“世界”眼光，拥有了“改造地球”的豪情。作者将小说女主人公“黄绣球”作为小说题目，显然具有鲜明的空间自觉意识。

20世纪是一个空间革命的时代，小说将妇女解放置入“全球”视野中来考量，远非“妇女问题小说”所能概括。可以说，中国现代性问题一开始就是空间性的：如何在“万国之林”中摆脱弱小、屈辱的“位置”，避免被排斥出去，从而跻身于“强国之列”？正是这一原发性的空间焦虑促使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开启了现代性探索之旅。男性与女性、黄种人与白种人、中国与“泰西”、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与封建王朝一开始都是处在“全球”空间关系之中，相互纠缠，具有历史的复杂性。“空间现代性”的提出，也就成为必然，而20世纪中国近现代文学中丰富的空间体验和经验也值得深入考察。

这部小说自被阿英称为“当时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好作品”①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之后，后来的阐释大多在此理解框架下，从妇女解放、女性形象角度继续深化对小说的理解。以往的阐释和理解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了妇女解放的空间维度。小说中空间与时间、性别、种族及中西关系的描绘要复杂得多。

19世纪末开启的“地球”格局及“中国”在“地球”格局中的空间焦虑不仅成为中国近现代小说叙事的动力，同样也成为妇女解放、建构现代国家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妇女解放与“中国”在“地球”空间中的位置这一想象方式具有了同构性。故事起源于“黄通理”对所居住“自由村”的百思不得其解：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田地广阔。人物“文文秀秀”，不与外人来往，“极怕多事”，但是被外村人“欺侮”。有意思的是，“自由村”的定位：“话说亚细亚洲东半部温带之中有一处地方。”（第1页）很显然，“自由村”成为晚清时代“中国”的隐喻。如何重新把握、反思“中国”，核心在于如何在“世界”格局中来定位。这种空间焦虑在近代小说中很普遍，不同小说采取了不同的空间物象来表现，不同的空间物象传达出对“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不同理解。《孽海花》将“中国”描述为“孽海”中的“奴乐岛”：“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乐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②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老残游记》将“中国”比喻为“大海”中的“大船”，拯救岌岌可危的“大船”的途径是代表西方科技的“向盘”和“纪限仪”。③刘鹗：《老残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文明小史》同样以大海中的“火轮船”来隐喻“中国”国人对“日出”的期盼，甚至直接发问：“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④李伯元：《文明小史》，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2页。对“世界”的发问和对“中国”的空间把握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中国”问题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维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小说人物居住的地方是具体、实在的乡村，不具有引申意义，如《儒林外史》“王冕”居住的“诸暨县乡村”。这是由于传统文化世界是稳定的、给定的，而近代“中国”身份受到质疑，开启了由“华夏中心主义”到“万国”的世界空间格局演变的进程。

对“中国”进行反思的可能性，依赖于现代“地球”空间定位方式。黄通理一开始对“自由村”无法“把握”，正巧黄绣球告诉他后面房子年久失修有倾倒的危险。他触类旁通，对自由村/中国的反思一下子成为可能。如果说“倘然后边一倒，保不住牵连正房也要摇动”。那么，正是在“房子”空间把握中，黄通理发现“中国”的问题所在：“一个村子，分开来有几千百所房屋，合拢来，却与一所房屋似的。正似我妻子所说的话，倒了一边，保不住要牵连摇动。” （第3页）用“房子”来比喻“中国”，不由让人想起鲁迅“铁屋子”的空间意象。它们都使人对“中国”获得一种整体把握感。生活在“房子”中的人，如果不具有这种整体感，就会“乡绅不顾百姓，百姓抱怨乡绅，乡绅百姓，又全与商家隔膜。读书先生，除了想进学中举之外，一无念头，连自家门里的事都糊糊涂涂”（第1—2页）。这与鲁迅“铁屋子”中熟睡的精神状态何其相似！

与鲁迅“铁屋子”意象的悲观不同，小说讴歌了“黄绣球”们“改造地球”的豪迈，对“中国”未来的认识更积极乐观，而且小说突出了技术化空间感知对“中国”整体把握形成的促进作用，这集中体现在“地球仪”和报纸两种现代空间媒介上。当黄通理试图采取“房子”意象来感化“熟睡”的村人却遭失败时，其妻黄绣球问：“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来做事，替得男子分担责任的么？”（第7页）“世界”最初是佛教词汇，随着黄绣球逐渐受到黄通理的“启蒙”，逐渐被“地球”一词所代替。黄通理借助“房子”把握“中国”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地球”视域模式的中国化。

作者显然有意将黄绣球设置为乡村普通女性，描述了她从一个乡村家庭主妇到“女豪杰”演变的过程。1907年单行本发行，在《时报》上登广告：“此社会小说也。黄绣球即书中主人公，以一乡僻妇人，力任社会改良事业，历无限艰难困苦，始底于成。其勇气耐心及辩才手段，均可为当世忠士之法。”①《时报》1907年10月3日。小说的重心始终在乡村，同时辐射上海、广东、云南、安徽等地，视野之开阔，远非当时妇女小说可比。《女娲石》女主人公“金瑶瑟”一出场已经在“美洲留学三年”；
《女狱花》女主人公沙雪梅开篇杀死限制自己自由的丈夫，后来四处提倡“杀尽男贼”；
《女子权》两性结合具有非自然性。“乡僻妇人”黄绣球精神的变化，尤其是“地球”视域的获得过程，更显示作者眼光的可贵。

“地球仪”在小说中出现过至少三次，第一次出现在黄绣球得知女性可以和男人一起出外做事时，一时冲动打算放脚，又觉得应该问问丈夫能否放脚。黄通理正在“书房”指着“地球仪”教育孩子，让她出去：“你一个女流之辈，不要在这里搅扰。”（第13页）在“世界”中男女一起做事的空间想象，让黄绣球获得了“只要是地球上体面的事，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来”的激情。如果说“世界”一词来源于佛家，在描述周围空间时常等同于“天下”一词，而“地球”很明显是外来词，只有借助于“世界地图”或“地球仪”才能得以想象。在“地球仪”西方空间科技设备面前，黄绣球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之教育：由“一家之妻”到“地球人”，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主体地位。

我们这村上，不过是地球上万万分的一分子……你看这地球上，画的五洲形势，其中经纬度数，面积方里，盛衰沿革，野蛮文明，许多有学问的专门名家都考究不尽，单讲那地球上地理科学的范围，有关于地球表面之天文地质等事，有关于地球上政治生业等事……地球上的地理学，是先从自己的知识扩充，由自己所住一乡一里的知识，扩而充至于外乡外里；
由外乡外里的知识，又扩而至于我的国度；
由我的国度，扩而至于别的国度，然后能就全地球的事，考究得失，做他出来。不是什么读书只为取功名，种田的只为收租税，做生意的只为赚铜钱，就叫做做事了。（第14页）

地球仪带给黄绣球巨大的心灵震撼，一是让她“发现”了独立的“个人”：“一个人站在地球上，不能做点事，不能成个人，才怕人笑话。”（第15页）独立“个体”的出现首先需要打破“自我”原有空间认知，在新的空间中对“自我”重新定位。黄绣球原本和其他普通妇女一样，结婚后服从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三从四德”，头不敢抬起，腰不敢挺直，闷在大门里，有话不敢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空间约束及在此空间内身体行为举止的规约，共同塑造了传统妇女的形象，也内化为女性自我认知和定位。地球仪打破了黄绣球狭隘的空间，扩充了她的视界，使她能够将自己放到“地球”上来定位自我。在这里，“人”的发现是和“地球”视域的出现并生的。地球仪这一现代空间设备不仅扩大了黄绣球的空间认知，更重要的是她第一次获得了“人”的体验。

显然，要想成为一个“人”，首先要成为一个“地球人”。小说鲜活地揭示了现代“人”之发现和“地球”空间的出现具有内在的关联。将自身置身于“地球”空间后，小说特意回顾了黄绣球由小到大的经历。传统文化中，女性私性经验是“无意义”、不具有“历史性”的。作者显然试图表明，正是在“与男人在地球上共同做事”的观照下，黄绣球的女性经验具有了历史“书写”的价值。作为“人”，黄绣球第一次具有了历史维度，生命存在具有了时间“绵延”特征，而以往历史、时间的“绵延”只属于男性。这种自我认知是“切身性”的，与身体体验密切相连。黄绣球自小父母双亡，跟着婶娘生活，连普通穷困家的女儿都不如。小说侧重叙述了黄绣球“裹小脚”等被虐待的经历，“裹脚”的“血肉淋漓”，动辄被毒打，让她认识到“真真女孩子不是人”，同时将身体的“冲动”压抑成“鬼胎”：希望能同男人“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第12页）。

作者渲染、歌颂了黄绣球由“鬼胎”到“人”转变的喜悦，并从身体经验和内在心灵两个层面认识到裹脚的弊端和“天足”的可贵。“他这‘有就好了’四字之中，有多少欢喜美满的情景，有无限恍惚决断的精神！在他自己，亦莫知所以然。一念之间，想道：‘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了这双臭脚’。” （第13页） 1896年“英女士立德夫人”在民间创办了“天足会”，1906年由中国人接办，改名为“中国天足会”。1896年，梁启超等人成立“戒缠足会”。1898年，康有为曾提请皇上禁止妇女缠足，梁启超等进步人士开始写文章反对“裹脚”，提倡“天足”。轰轰烈烈的“反缠足”运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过其内在逻辑是，“强国”必先培养强健的“国民”，而“国民之母”废除缠足也就成为必然。1897年，梁启超《戒缠足会叙》提出“反缠足”的立足点是“强国本”：“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①梁启超：《戒缠足会叙》，《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0页。如果说社会层面的提倡强调“强国”“强民”的外在性，小说描写黄绣球“缠足”的身体体验和放足的内心欢悦，将“反缠足”的合理性“内在化”了。“废除缠足”“释放天足”更显自然，也更有说服力和鼓动性，文学书写的感染力超越了理论宣传的限度。

正是获取“地球”视域后，黄绣球对自身有了新的认知，女人不仅仅是洗衣做饭生孩子，而且认识到“人”的独立性：“怎见得我就不能扩充知识？只要你有什么知识，换与我，我也慢慢的会有知识，再给两个孩子开通些知识，这先就有了四个人了。” （第14页）很显然，“我”和“你”的对立不再是性别，而是“人”站在“地球”上的独特生活体验。正是在独立“自我”出现之后，黄绣球第一次开始掌控自己的命运，做出了不管黄通理是否反对都要放脚的决定。

小说尤其动人的地方是，“地球”视域让黄绣球走出传统女性自我的同时，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改造“地球”的激情和抱负：“你看我庸庸碌碌的，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那时我就不叫‘秀秋’，叫‘绣球’了。” （第15页）随之变化的是，小说女主人公名字的变化。此前，黄绣球在小说中没有名字，每次都是以黄通理“妻子”身份出场。此后，黄绣球不仅有了名字，真正成了一个“地球人”，具有了时空意义：“黄族人”改造全地球。

妇女解放和改造世界属并生同构性关系，妇女解放需要改造原有社会空间，而改变“中国”在世界中的弱小地位的同时又需要改变世界秩序，反过来又需要女性参与，妇女解放又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说切实提出了这一问题，妇女解放、“中国”重建与世界秩序重构是20世纪现代性问题的三个层面，相互纠缠在一起。反思中国现代性，挖掘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经验，需要将三个层面纳入整体性框架之中。中国与西方、公与私、男性与女性，一开始就是相互联系的，“全球性”研究视野也就具有内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仅凭一腔热情显然不能实现妇女解放的宏图，“改造地球”的激情同样需要落实到现实层面。当时许多妇女问题小说具有很强的非现实性，如《女狱花》“杀死男贼”的偏激，《女娲石》女性男性化、丑化，等等。《黄绣球》的可贵之处在于采取了平实的手法处理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处理“中国”经验和“西方”经验的关系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放脚”之后出门看“风景”不仅遭遇乡村舆论的非议，黄绣球甚至还被抓走坐牢，但都没有打消她“放脚”和“改造世界”的决心。阻力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空间“知识”的匮乏成为黄绣球“改造世界”的最大阻力，表现为“出门”的苦恼：一是地理知识的缺乏，“大门外东西南北的方向，还辨不清楚” （第17页）；
二是文化知识的不足，“一个人不认识，认识的又无从讲到这些，并且自己不会写字”（第17页）。小说让黄绣球为此生病，在梦中接受“罗兰夫人”的“启蒙”教育，从此以后不仅“脑识打开”，思路清晰，表达流畅，而且获取了西方知识。“放脚”出门的外在实践和“办女学堂”“启蒙”的内在认知相辅相成，成为黄绣球“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两件事。

黄绣球的“病”具有空间性，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小说中的“狂人”。“狂人”之所以得病同样受到乡村舆论压力尤其是庸俗“看客”的空间对峙，小说中“狂人”被“治愈”之后到远方“赴任”，①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何尝不带有无法直面曾经“对抗”过的“空间”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黄绣球四处宣传“放脚”和办女学堂，又何尝不具有和“狂人”在精神上的一致性联系。不同的是，黄绣球时期的“个人”是和“种群”相联系在一起的，黄绣球始终和乡村世界保持了同生共死的空间亲密性。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走出乡村之后，很少也很难再回到乡村。黄绣球改造世界的方式本身就具有传统“乡土”特色。不同于五四启蒙的高高在上，黄绣球利用迷信感化了两个尼姑。在黄绣球的启蒙下，两个尼姑终于意识到“吃四方”的可耻，体会到同黄绣球一起做事的“人”之快乐。为了让更多人“放脚”和“办女学堂”，黄绣球采取了传统“说话”“弹词”穿街走巷的方式，把“启蒙”知识编成“话本”“弹词”，化抽象为平实，走进贵族官宦家庭，与女主人们打成一片，从而走出了一条“乡村家庭启蒙”的路线。

“罗兰夫人”的梦中“启蒙”具有象征性，其实质是“报纸”的出现。梁启超1902在《新民丛报》发表《罗兰夫人传》一文后，罗兰夫人名声鹊起，影响很大，许多报纸纷纷宣传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②梁启超：《罗兰夫人传》，《梁启超文集》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46—362页。与其说罗兰夫人梦中启蒙黄绣球，不如说一批批黄绣球们接受了报纸的启蒙。小说一开始让黄通理给黄绣球讲述西方文化知识和人物事迹，到黄绣球自己看报，再到黄绣球动辄演讲“泰西”事迹，都显示了报纸和演说打破时空限制的力量。

问题在于，小说让罗兰夫人来启蒙黄绣球与黄族人“改造地球”之间是否矛盾呢？黄绣球“改造世界”的合法性根基在哪里？或者说，面对报纸代表的西方强势话语，“黄族人”“改造世界”的“地域经验”存在吗？小说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当黄绣球向罗兰夫人诉说自己“放脚”和“绣全地球”的抱负后，罗兰夫人指出：“近来你们的花样，霉的霉，烂的烂，原来都是纸糊的，就如女工一般，只好描描，不能上得绷架子，动针动线，那里还能够用锦绣铺起绒来，平起金来，洒起什么花来？” （第20页）黄绣球在梦中不服气，误解对方要拆她台子，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显然，晚清在西方列强侵略下显示出“全地球”空间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使得黄绣球此时显得底气不足。

对西方经验的警惕，既体现在黄绣球梦中，又体现在办学堂“商旧培新”的宗旨层面。在梦的结尾，黄绣球仿佛对西方文字逐渐产生了熟识感，“都认惯的” （第21页）一般。与此同时，罗兰夫人逐渐变得陌生，像是变了一个人拿出一本全是中国字的关于地理教授法的书。显然，梦境的变化似乎暗示了中国传统文明自身内在就具有改造世界的地理启蒙法。给黄通理讲述梦境时，黄绣球强调梦中像另有一个人送给她一本地理讲授法的书。再次见到“毕去柔”时，黄绣球又提及梦中有人送了一本《地理教授法》。小说让“毕去柔”给黄绣球解惑，讲解“地理教授法”：“地理所赅甚广，凡天然界、人事界的各项学术，譬如天文、动植、矿物、农田、人民、财产、政治、制度，无一不从地理上发生，因为人不能离地球而立。”（第93页）这里的“地理”并非指单纯的山川土地，而是广义上的大范畴，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的思维和实践的基本范畴。“人站在地球上”成为“地理”经验的根本出发点。由罗兰夫人发展到毕去柔，小说潜在的用意很鲜明。毕去柔本名“毕强”，暗喻黄族人必定摆脱柔弱的空间位置，走向富强的空间位置。这与毕去柔的“地理教授法”相一致，“劣的必须想出法子，求占优的位置”。

在黄通理和黄绣球所办学堂中，小说特意提及两个“天文仪”“地球仪”的架子及两块匾额“商旧培新”和“多苦心”。前两者来自西方，后两者出自中国传统。“商旧培新”出自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最后两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商旧培新”原则既不是一味否定传统旧学，提倡新学，也不是回到传统否定新学，而是提倡两者相辅相成。小说中对传统文人王安石、朱熹、袁子才等思想的引用和对西方学人笛卡尔、罗兰夫人、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思想的引介形成了互文、并生的关系。对传统保守的批评和对上海激进流弊的批判，形成了稳健改良的改造思路。甚至人物设置也体现这一点，黄通理认为自己“审慎周详”和黄绣球的“勇猛进取”需要相互配合，“改造地球”才能成功。黄绣球“放脚”的举动既得到晚清政府政令的首肯，又符合女性身体经验的需要；
不仅获取男性“强国”“强种”的“国民之母”话语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西方文明的认可，效果很明显。但是，运用稳健的改良思想来“改造世界”，并不能确保四者之间始终能够相协调。五四时代“公理”的消失，各种“主义”的出现，现代新的性别不平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象，显然超出了小说的视野。

问题的复杂性显然还体现在，“商旧培新”中的“新”来自哪里？是指西方经验还是说西方经验和中国经验碰撞之后产生的“新”经验？ 当小说最后提出“地方自治”以应对“晚清”与“地方”之间的冲突时，需要问的是来自西方话语的“地方自治”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1903年起，经过留日学生的介绍与鼓吹，“地方自治”已经蔚然成风：“昌言地方自治之必要者，则近日之风潮也。”①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18日。翻译介绍欧美或日本地方自治思想的专著很多，如《地方自治制论》《地方自治财政论》《普鲁士地方自治行政论》等。从上海广智书局为《地方自治制论》所做的广告可以看出地方自治思潮内在的逻辑：“世竞言民权，然非有地方自治之制则民权即无基础。条顿民族之民权所以独盛者，由其自治之有素也。”①《新民丛报》第21号封底，1902年11月30日。寻找、挖掘西方富强背后的各种原因，并将其搬运到中国，这是包括“地方自治”思潮在内的许多运动的内在逻辑。且不说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将西方富强的某种“知识”搬来是否适用于当时中国的现状，可能忽略了“知识”的地域性。从思潮本身来看，“地方自治”恰恰可能削弱了“中国”的整体性力量，无法解决西方列强带来的“亡国灭种”危机，甚至与西方列强入侵具有了“同谋性”的意识形态特征。认为只要实现了地方自治，西方列强就不会再来侵犯，显然带有很强烈的主观幻想色彩。小说《瓜分惨祸预言记》中描写了有些地方实现了“地方自治”，西方列强排出考察团进行视察，符合西方“地方自治”标准的村庄可以生存下去，不符合的就被剿灭。实现了“地方自治”的村庄眼睁睁看着其他村庄被消灭，不仅没有报之以同情而是叹息认可的态度，②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董文成等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33—538页。不能不说显示了“全球”格局消失的弊端和局限性。

随着故事发展，《黄绣球》也表现出对西方话语更多的倾慕，罗兰夫人最初提醒黄绣球西方列强“占些光去”的殖民性逐渐被淡化。结尾处黄绣球虽然对自身（暗喻“中国”）站在20世纪“大舞台”（暗喻“地球”）上的“女豪杰”有清醒认识，但“改造地球”给罗兰夫人看的想法和《瓜分惨祸预言记》请西方代表团来视察之间，是否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构一致性呢？小说似乎由于没有完结而具有了开放性。不过，小说结尾更像一个开端，近现代小说大多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结尾。形式上的难以结尾根源于内容上的不确定，在全球格局中如何建设现代文明中国，不仅需要应付西方军事入侵，还应该警惕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知识层面的“不平等性”，这显然超出了小说能回答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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