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王 倩

1（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泉州 362021） 2（仰恩大学经济学院，泉州 362014）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途径刺激新兴产业产生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 “十四五”规划时期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市场主导、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特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应用场景支持［3］，同时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技术人才、产品市场和发展空间，并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背景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探究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对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选择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方面，学术界对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集中在3个方面，具体包括：（1）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催生新的经济模式［4］，为产业升级提供新生产要素和技术支撑［5］；
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强化产业关联，促进产业融合，形成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系统［6］。从影响方式来看，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7］，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8］，同时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9］；
（2）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凭借数据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方式作用于城市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而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10］，通过技术创新及聚集创新要素的优势等路径影响新型城镇化，并具有显著的异质性［11］。数字经济通过推进城镇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建设方式科学化、优化城镇资源配置等渠道和方式作用于新型城镇化过程［3］；
（3）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2］，借助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改善城镇居民收入方式等渠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13］，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14］，而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已处于中级耦合阶段［15］。

理论界对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两两之间的关系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但是对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融合互动关系的研究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数字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同一讨论框架，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内容，充实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经验证据，对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战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有启示意义。

1.1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高水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16］，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优化了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重构了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水平迈进。

数字经济通过重构生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17］。劳动者即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18］，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新产业的出现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推动人们不断自主学习，倒逼人力资本的提升［19］，同时数字经济又将通过线上线下学习效应、信息网络共享效应、大数据匹配效应3种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20］，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才储备；
另外，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来看，数字经济拓展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范畴，突破了生产资料原有的物资资料的形式，转而以虚拟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21］。数字经济也将劳动对象从物质劳动对象拓展到非物质劳动对象，并推动了劳动工具数字化［22］，具有强大渗透力的数据、信息和技术同时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进入经济生活，与数字媒介技术、互联网通讯技术等新型劳动工具充分结合，催生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数据产业，优化和重构了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数字经济通过重构生产关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资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23］。数字经济的核心技术具有共享性、创新性和流动性，因而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的外部性。数字经济通过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产业发展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并打破资源配置的物理时空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4］。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使传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也得到高度融合，并强化产业内关联，企业之间、产业之间通过建立虚拟链接，打破了物理界限的约束，为企业跨界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从而模糊了三大产业的界限，从而实现产业间的融合优化［24］。同时，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准入模式和准入门槛，重构产业传统竞争模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1.2 新型城镇化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大趋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不期而遇，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提供了空间载体和应用场景支持［3］。因此，如果仅局限于讨论数字经济自身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但是忽略了新型城镇化水平所提供的空间载体、资源差异等对产业结构产业升级的影响，难免会导致研究结果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

新型城镇化建设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条件。供给创造和需求牵引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25］，其中，供给因素包括人才、技术、资金和土地等，需求因素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供给来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促进了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在空间上不断聚集，积累了先进技术储备和丰富人力资本，从供给角度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从需求来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人口市民化，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的过程中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并在城市居民的示范效应下，地区整体消费结构升级，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15］。从投资需求来看，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必然会对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会加大对相关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投资，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利条件［18］。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将放大数字经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优势。精准资源配置和实现规模效益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4］，城镇自然是信息、知识集聚地和新技术的孵化地［13］，科技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与信息技术、数字资源的结合，城市基础设施形成共建共享机制，扩大了数字经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优势，进一步实现了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和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发展获得更大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扩大数字经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合作与产业分工的优势。数字经济通过强化产业关联和实现产业融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新型城镇化借助信息技术推进城市群协同创新，强化中心城市与外围腹地的产业分工合作，在城镇体系结构优化的同时形成城市群协同分工合作效应，提升了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效益，进一步实现从产业内分工合作到产业间分工合作、产业链分工合作。

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初期还带有部分粗放型的特征，城市规模以及人口密度区域差异明显，跨区域分工协作能力较弱，大城市与特大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有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不明显［26］，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有限。当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跨越一定的阈值后，得益于前期良好的积累，城市成为高新技术和人才的聚集地，大城市辐射能力强，城市之间形成功能互补，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带来的巨大动能得到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粘合剂与助推器，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从而推进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迈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a和假设2b。

假设2a：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假设2b：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

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1）基准模型。为了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indit、digit、urbit分别表示t时期i地区产业结构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χ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

（2）调节效应模型。为了考察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 （1）的基础上，引入新型城镇化水平urbit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交互项digit×urbit，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数字经济digit与新型城镇化urbit去中心化处理后再相乘，得到：

在模型 （3） 中，如果交互项digit×urbit的系数为正，则表明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反之，则表明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面影响。

（3）门槛效应模型。根据前文理论部分的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区间差异，本文以新型城镇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建立如下门槛模型：

式 （4）中，γ是待估计的门槛值，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选择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模型。

2.2 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水平（ind）， 本文借鉴左鹏飞等（2020）［27］的做法，构建产业高级化指标，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公式如下：

其中，i、j、t分别代表地区、产业和时期，Y、L表示产值和从业人员。Yijt／Yit表示第j产业产值在总产值占比，Yijt／Lijt表示第j产业劳动生产率。由于Yijt／Lijt存在量纲的问题，对其进行标准化的处理，并将数据标准化到［0，1］区间，ind越大，表示产业结构水平越先进。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实，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8，9］，从数字基础化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产业数字化水平、数字经济持续发展能力4个维度测量数字经济水平，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得到最终分数。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3）调节变量和门槛变量。本文将新型城镇化（urb）设定为调节变量和门槛变量，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参考杨瑞等 （2022）［11］的研究，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并用采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得到最终分数。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8，28，29］，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选用人均GDP取对数来衡量；
②政府干预（gov）。政府干预在地区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采用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③开放水平（ope）。对外开放水平对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开放水平；
④金融化水平（fin）。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本往往流向效益高的地区和行业，既推进又体现产业结构升级状况，选用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金融化水平。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区、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各省（区、市）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对于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表2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3.1 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1）全样本分析。对于基准模型 （1），分别使用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FE）两种估计方法，通过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模型进行选择和比较，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表3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全样本层面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每上升1个单位，大约能使产业结构上升0.206个单位，这验证了假设1。究其原因，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着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寻找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而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发展为支撑、以数据为重要生产要素，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数字经济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刺激新兴产业发展、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并不断重塑传统产业结构形态，是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的重要驱动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以及后续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也成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产业互联网平台所具有的优化上下游资源匹配优势在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和调配中得到充分发挥，居家隔离措施加速了线下企业线上化进程，强化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云办公”、 “线上经营”和 “智能化制造”，推动了产业数字化转型投资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新动力和契机。

表3 全样本及区域异质性下的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区域异质性讨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3个地区，并采用固定效应的方法估计模型 （1），以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由表3可知，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生的经济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要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dig）的系数中部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存在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①边际贡献的差异，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凭借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原有产业基础，数字经济起步较早且发展水平高，数字经济的红利已得到部分释放，整体产业结构已具有 “服务化”的倾向，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 “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因此，具有强大驱动力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整体产业结构的提升乃至区域经济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炭”，从而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东部地区［28］；
②转化成本的差异，东部地区虽具有更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转化成本和交易成本更低［29］。

3.2 新型城镇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1）全样本分析。为验证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本文对模型（2）、（3）进行估计。表4中全样本下新型城镇化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交互项的系数为0.88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新型城镇化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这验证了假设2a。在实践中，新型城镇化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平台式服务体系，具有更合理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规划和布局，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向互联网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二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出1＋1＞2的协同效果。

表4 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

（2）区域异质性讨论。从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921、0.557、0.14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东、中部还是西部，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都存在着显著的调节效应，两者的融合能够显著推动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体来看，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交互项的系数按东、中、西部依次递减，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地区，城镇化建设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明显，二者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力更大。究其原因，更高水平的城镇化建设为数字经济发挥对实体经济的辐射作用提供了更宏大的实践场景、更丰富的资源供给和更完善的服务水平，而更高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更强大的新动力源，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地区产业结构向更高水平迈进。

3.3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的讨论。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的来源主要包括：①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本文对二者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一些处理，对于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等控制变量，并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同时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以及各类统计年鉴，并采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以此来降低数据质量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
②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为了检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是否存在，本文参考郭家堂和骆品亮 （2016）［30］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上的方法，考虑到产业结构对数字经济滞后期及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滞后期影响几乎不存在，本文以数字经济滞后1期、新型城镇化滞后1期值分别作为当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面板工具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前文的研究结论没有改变①。

（2）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借鉴付春晖 （2010）［31］的测算方法，基于三次产业产值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构建如下产业升级水平指数：qijt×j，其中，indsit为t年i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qijt为t年i地区第j产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②。

为进一步验证新型城镇化的门槛效应，本文采用门槛效应基本模型 （4），以验证不同新型城镇化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的差异。由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略）可知，新型城镇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和双重门槛检验，未通过三重门槛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双重门槛值分别为0.399和0.494。

由不同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力的差异（回归结果表略）可知：当城镇化水平较低时（urb≤0.399），系数为0.189；
当城镇化建设水平跨越第1个门槛值（0.339＜urb≤0.494）后，系数提高到0.227；
当城镇化建设水平跨越第2个门槛值（urb＞0.494）后，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281，即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越明显。这验证了假说2b。在实践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但这一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粗放特征，表现为重视城市自身而忽视区域协调，关注城市建设而忽略产业拉动，重工业发展轻第三产业，由于缺乏条件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2014年，我国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此后，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的新阶段，成为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数字经济发展发挥效用的条件不断得到满足，可以支配的资源更丰富，其渗透性和辐射作用得到充分释放，因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也更加突出。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3个重要支点，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三者中两两关系的讨论，而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数字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拓展了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视角，丰富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内容，充实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经验证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存在着区域异质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东部地区；
（2）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使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的调节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差异，其强度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递减；
（3）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超过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逐渐增大。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1）把握数字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利契机，关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基本方向。应着力于提高数字基础研发能力，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加速数字成果的转换，引导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辐射和带动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智能化升级，不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2）因地制宜，实现区域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辐射全国的作用，努力提升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加强企业与高新、科研院所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支撑。中部地区应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区域内资源，积极对接东部产业转移，运用数字技术助力产业基地建设，实现区域内数字要素的自由流动，激发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边际报酬递增的优势，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人才和技术储备，充分把握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3）以技术创新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着力于提升城镇居民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组织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
（4）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合机制，凝聚优势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新动力。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帮助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城市建筑工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推进市政公用设施的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提升城市运维效率，从而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的正向作用，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协同联通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将来可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对本文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另外，未来可对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及二者融合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限于篇幅，回归结果省略。

②限于篇幅，回归结果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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