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刘永刚，侯红霞

(云南大学 民族政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处于国家疆域之内、中心之外的边疆地区，是国家疆域的一般性内涵与特殊性属性的统一体。在现代性的“民族”叙事与民主政治体系下，边疆已不再仅是一个文化异质的国家边缘区域，而是彰显国家主权的鲜明政治疆域。因国家属性的凸显和国家力量的“到边”，“国家在场”成为有效边疆治理的保障和目标。就所见相关研究，边疆史地与治边政策、边疆民族史及关系史、当代边疆治理、边疆治理理论是主要展开维度和深耕领域，(1)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但对体现国家本质属性的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内涵、要素及其演进的理论研究尚显不足，(2)要者有崔榕：《“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载《理论月刊》2010年第9期；
马翀炜，张雨龙：《国家在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中、老、泰、缅、越哈尼—阿卡人的节日考察》，载《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袁明旭，邹荣：《“国家在场”：边缘地带国家权力的系统性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治理的探索》，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廖林燕：《国家在场与认同转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普洱澜沧拜年仪式现代转化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这直接呈现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现代化取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战略内在关联的学理揭示不够深入。以中国历史进程为经、以“两个大变局”的新时代为纬，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新时代意蕴，必要且必须。

边疆的形成及其治理的依据是政治国家，并因国家形态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是边疆“盈缩和调整”，还是超越领土的“多样化”边疆形态，(3)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边疆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整体治理需要的结果。谈论中国的边疆及其治理，其起点必然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治理实践，而其落脚点则只能是当下的中国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议题。中华现代国家作为承续历史中国、连接未来中国的国家发展中的阶段性国家形态，是认识边疆、揭示其治理逻辑的政治基础。这需要从纵向的历史视角、横向的世界维度，来对主权中国的边疆及其治理意蕴予以揭示。

(一)主权原则与领土疆域：中华现代国家的边疆治理

将国家的边缘性部分划定为“边疆”作为特殊区域予以治理，在人类的国家治理进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4)[英]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的历史表明：虽然边疆治理的主体只是代表国家的中央及边疆各级政府，但边疆治理是否有效实现“国家在场”则因国家形态表现为渐进性，并以国家力量的消长为基础而呈波动性。相较于传统王朝国家而言，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实现“政治的和领土的”国家、“历史的和文化的”民族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结合，(5)[英]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页。是经由“主权原则”论证的特定人群(人口)在特定疆域内(领土)利益的排他性与实现方式的自主性。因现代民族国家疆域划定的主权原则而凸显的“领土”的政治属性，使得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优先体现为“主权性”与“民族性”。作为国家疆域边缘部分的边疆被赋予“领土”的内涵，是现代的“主权”原则作用于国家疆域的结果。通过主权来界定国家疆域而突出的边疆的领土属性，边疆的国家在场也从应然走向实然。

从中国的国家发展进程来看，1840年后持续的列强侵略和殖民掠夺迫使中国必须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运用“主权”原则维护国家疆域的完整，用“民族”话语武装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以现代政治理论激起全民的国民意识、民主意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凝聚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革命，力促国内各族平等团结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通过“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中国革命赢得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家，构成了近代百年中国国家转型进程中的主要图景。这样，以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为社会政治基础通过现代主权原则与民族话语的有机结合，将中国传统疆域上的全体人口通过“中华民族”与“现代国民”的双重身份组装进民族国家这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内。也即，在这个中华民族取得现代国家形式(6)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的过程中，形成一整套以国民身份为基础、公民权益保障为目的的全新国家治理体系。

这个国家形态的转型与治理体系的革新，使得传统边疆的“化外之民”，也因“民族”与“国民”的身份体系赋权而彰显了主权国家的人民特征。无论是中华民国创立之初确立的“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7)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303页。；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在这个国家再造、社会重塑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边疆被赋予的国家领土特征和国家主权属性也进一步凸显并强化了边疆各族人民同内地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所以，在民族国家体系中来审视“世界之中国”并构设国家的边疆，通过有效治理凸显边疆的国家属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体现的是边疆治理中“国家在场”的内涵和内容。

(二)国家属性与国家目的：边疆治理的生发逻辑

中华大地上悠久漫长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史，是现代中国得以成立和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历史依据。但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因民族与国家融合形成的民族国家，既是民族与政治纠缠的结果，也构成了理解并解释其后民族与政治关系的前提和规范。1840年后中华各族自觉凝聚，取民族主义以抵抗殖民侵略，取民主主义赋予全体国民以人民性，历经民族建国、抗战建国，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家。作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一员，在确立其主权性国家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彰显了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和国民一体特征。这个有别于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因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核，规定并规范着边疆治理的目的和内容。

从国家整体观来看，无论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政治、文化建设，边疆治理成效直接决定着国家状况并影响着国家的未来。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的边疆构设及其治理直接源于并服务于国家，但因中国国家转型所面临的“如何使古老的国家在现代化冲击下得以维持并力图再生出发”(8)林尚立：《国家转型与现代政治：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的特有逻辑，决定了边疆治理又是在历史逻辑与现代议题的辩证统一中推进的。所以，国家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性与国家边疆的特殊性、边疆治理的承袭性，均有机渗入以区域特有国情和公共议题为对象的边疆治理之中。

因主权原则运用下“由外而内”划定国家疆域的现代模式，边疆从传统王朝国家时代模糊的边陲成为了中华现代国家界限清晰的行政区域。虽然，国家疆域的边缘区域特征、文化异质的社会属性、认同形构的内外视角决定了边疆治理的一般性议题和特殊性事务，但这并不影响其民族国家属性。因边疆是中华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疆，边疆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这规定了中国的边疆治理就是要彰显边疆的“国家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也即，“两个共同体”既是现代中国的本质属性，也是边疆治理议题、目标、内容的生发前提。所以，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就是要强化并巩固边疆的“两个共同体”特征，而其表征就是实现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

(三)国家整体与疆域边缘：边疆治理的二维视角

除以上边疆及边疆治理所蕴含的突出的国家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特征外，其也因边疆与核心区在地域范围、人口族属、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的差异，而呈现为国家疆域的“中心—边缘”视角和差别治理实践。因中国自身历史轨迹被西方列强所打破，王朝皇权体制的土崩瓦解也直接削弱了边疆与内地的传统政治纽带。此起彼伏的边疆危机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日益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速凝聚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主权原则和民族话语的运用以期实现“保全中华”时，曾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边疆及其治理一跃成为主权中国建构与建设的中心议题。以传统的疆域边界为基础划定国家主权疆界时，既需要以国家为主体形成疆界的共识与互认，更需要证成对疆域内暴力垄断的合法性。

这个在民族国家建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边疆治理，所体现的是国家主权的整体性与疆域治理的区域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大一统”治理传统的国家而言，边疆赋予鲜明的主权国家内核，并非是与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吸纳、调适与创新。在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政治框架内，以全体成员的国民身份为基础、族属身份为补充来构设治理体系。这套国家治理体系投射到边疆地区，则体现为以边疆居民的国民身份为基础的一般性治理议题与通过差别治理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特有内涵。在具体的边疆治理实践中，两者虽时有张力，但边疆居民的“民族”权益的保障实现以及族际关系的调适均被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框架之中而为整体的国民身份所规范。

这样在中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呈现的国家人口的“国民”与“民族”双重视角，既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主权国家建构、建设的政治观念图景，也成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通过赋予边民以国家公民身份确认其权利与义务，以彰显国民身份所承载的“基于领土、文化、政治与权利等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理性认同能力”(9)李兰芬：《国家认同视域下的公民道德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另一方面，确认并保障边疆人口的民族身份与发展权益则成为具体且直观的现实治理议题。所以，在国家整体观下疆域的“中心—边缘”双向互动治理，(10)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54页。是基于中国特有国情推动边疆社会快速发展已达到与内地社会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逻辑。

从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来看，边疆的构设及其治理有着悠久且丰富的内容和内涵。作为国家边缘部分的边疆之所以形成，其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所以边疆的“国家在场”也并非是现代中国才有的治理议题。因国家经历的不同形态与不同发展阶段，边疆被赋予不同内涵，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也呈现不同模式。当然，因边疆区域的相对稳定性与边疆治理的历史连贯性，要理解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内涵，需要将之置于国家历史进程之中，方能全面有效地予以把握。

(一)臣民—文化治理：疆域治理的区域视角与一体化历史进程

就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而言，自秦统一六合进入有边陲而无国界的王朝国家时代，历代王朝多从国家治理的需要出发，将疆域的边缘部分专门区分出来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和‘华夷共祖’民族思想及其实践”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历史观。(11)王文光，胡明，马宜果：《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其中，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承天命而治天下”的政治价值观所支撑的“法统”宗法体系与“道统”文化体系，既是中国疆域形成与历史中国治理的内在基石，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的疆域体制与文化主导的疆域差异治理格局。

这套以“天子—皇帝”为轴心的宗法伦理关系背后，一方面是“以家构族”“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逻辑，另一方面则是以皇权为中心的臣民治理体系。这种治理逻辑与体系蕴含的强烈的文化伦理色彩运用于国家的边疆地区时，则体现为“守在四夷”“守中治边”的国家疆域观。以居住人口的文化特质区分的统治核心区与边缘区，根源于边疆在王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文化边缘性。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对于边疆各地各族持久的感召力与吸附力，成为整个历史中国汉人居于各族联系乃至融合的“核心”地位发挥骨架作用的关键。(12)苏航：《“汉族中心”还是“汉族核心”：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新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五服”“九服”的区域划分，“内诸夏外夷狄”“夏夷共祖”的族类观，从因俗而治到疆域融合的治边方略，均体现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天下”构想与“大一统”治国实践。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边疆的“国家在场”显示为以皇权体系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传播创新和由边疆精英代理的治理实践。梁启超笔下传统国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页。的观念状况，揭示了传统国家在边疆社会存在的文化清晰与政治模糊。这种以皇权—臣民体制为保障、以文化取向为内核的疆域治理形态，既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生动体现，也因差序格局而深刻影响着边疆社会的国家在场。虽然，在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通过遍设土司及改土归流，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治理能力并加速了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但总体看，以文化为视角、以边疆为特殊区域的“臣民—文化治理”更易极为缓慢。

(二)国民—族际治理：现代国家疆域整合与边疆的差别化治理

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为形式呈现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蔓延，使得中国传统的疆域观与治理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等高频时代词汇所揭示的是中国国家转型的险恶境地和艰辛历程。接续历史与现实，中国“需要一个民族身份来捍卫国家主权，也需要有能力保持文明的现代公民”(14)[新] 王庚武：《中国再连接：中华文明与天下新秩序》，青元译，北京：华龄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中国社会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形式完成的对于人和国家关系的系统改造，确立了“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安排国家制度”民主政治架构。(15)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和议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这个全新的以国民身份体系为支撑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疆域治理，在否定“臣民—文化”疆域治理模式的同时，确立了新型国家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清晰的疆域领土。虽然边疆仍指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并强调该区域的特殊性，但边疆建构与治理的现实逻辑则是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构设边疆治理体系之初，受到中国传统社会以文化分殊实现疆域治理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苏俄经验的多重影响。因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人口居住格局，呈现的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差异性及发展程度整体上落后于内地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国民中部分人群区别出来予以特殊对待，既是疆域治理的客观需要，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阐释。在新政协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及之后的历次宪法中均明确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公民身份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同时，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创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系统的民族政策、建立全方位的民族工作体系、推出“‘少数民族事业’的国家规划”(16)郝时远：《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民族工作》，载《中国民族报》2013年11月22日。，以期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以现代国民身份为基础、从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双重视角展开的边疆治理实践，在国家政策体系与治理过程中也使得边疆居民的族属身份凸显了出来，而表现出族际治理的取向。(17)周平：《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载《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
《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由国家力量划定的清晰主权边界、边疆地方各级政府、边疆各级党团组织，以及系统的民族工作体系和边疆快速发展较之邻国呈现的比较优势，都有力地凸显了边疆社会的“国家在场”。但是，以民族工作与民族事务治理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在试图实现边疆以及边疆与内地均衡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利益格局调整、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与民族工作基层模糊化等实践困境。(18)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在国家整体治理中边疆、少数民族居民的区别视角与差别政策，仍表明边疆的边缘政治格局并未被彻底打破，以守土、安边为取向的治理实践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带动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战略，需要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国民—区域治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以主权、民主为内核的现代国家观念与理性、自主为诉求的国民意识，赋予了中华现代国家的人民国家底色、塑造现代国民的制度内核、保障国家公民权益的治理逻辑。宪法规定的“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条款，已明确“国家公民”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身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国家治理的依据与起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突出人口的“民族”身份与地域的“边疆”特征，是传统要素与现代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的社会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重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又集中体现在边疆地区。

面对新时代的“两个大变局”，边疆治理需要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边疆区域同内地社会的均衡发展。“从现代人类文明角度来看，治理的出发点应该是被治理者，根据被治理者的需求和被治理者发展的需要而构建治理体系”，这个体系最为核心的内容无非“秩序”和“发展”(20)林尚立：《认同：国家繁荣的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1日。。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强调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并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依托，治理目标就是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体系、推动边疆地区快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所以，边疆治理的现代化，需将之置于国家战略和整体治理的框架下予以认识。边疆区域的差异是对之区别治理的基础和起点，而逐步消除差异、增进共同性，实现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才是边疆治理的目标。

发展和完善新时代边疆治理“国民—区域治理”模式，巩固边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公民身份，既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基础，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与目标。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国家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城乡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主体、制度、机制呈现的“治理体系的碎片化”(21)姜庆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及进路探究——基于共生理论的思考》，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11期。问题，以及边疆地区毗邻的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均成为推动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环境。同时，面对边疆治理的国民身份的个体维度、中华各民族的多元维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维度时，须从国家整体立场出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来予以考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革新边疆治理范式，“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2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以边疆区域内各族人民的全面互嵌，“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23)《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显然，这构成了新时代边疆治理“国家在场”的内核。

现代中国根源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发端于“中国”这个政治单元上的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呈现为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建构与建设(state-building)，汇聚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面对世界未有之大变局和“两个一百年”交汇期，在推动边疆发展、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牢固树立边疆居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从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徐黎丽，于洁茹：《论铸牢陆地边境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在边疆治理中深化国家、民族、国民的融合一体。

(一)区域治理法治化下的国家政治在场

边疆治理既是国家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要求。但现代国家的主权性、民族性以及人民性特征，并不会自我生发于边疆社会，而是国家与边疆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国家的属性体现于边疆地区的过程，以国家政治与行政作用于边疆区域为前提。这种基于对边疆社会的人、事、物的协调，已超越边疆的政治构设、制度装置和社会事务，而呈现的是国家的目的与治理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也是化解内外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重要会议与决议中凸显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话语，推动以《党章》为纲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新论述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誓言，以及充实的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职能，(2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决定》(2022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2年03月12日。共同呈现了以法治化为保障的国家政治、有效行政为着力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边疆治理国家政治在场逻辑。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战略和边疆治理现实议题，需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这就需要在边疆治理中体现整体国家观、树立以边疆整体区域为对象的治理观，“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推动边疆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建设，搭建起边疆各族人民共享的政治法律空间、推动形成交融互嵌的社会结构并营造各族人民互嵌的社会环境。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符号与制度规范、有序国家法治建设，一方面“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8)《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在以法治化为途径实现边疆的国家在场时，须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下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战略，来检视和考量边疆治理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与行动体系。既要从国家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边疆法治体系的制度规范与规则供给着手，也要立足于培育边民的公民意识和法治认同。具体到边疆治理中的国家政治在场，通过国家公共权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而清晰的国界、完整的国家版图体现的就是边疆的国家属性与中华民族特征。同时，边疆公权机构设置、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政策供给体系、府际关系与合作、族际关系定位及调适等，构成边疆治理中国家政治在场的体制性保障。此外，在边疆治理中从巩固和扩大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着手，须将共同性落实到每项人、事、物，体现到社会管理的各环节。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个复杂的国家、民族、社会人的互动结果，且因社会成员文化—心理建构的历史性与长期性，所以长期持续的政治—法律的途径全面推进边疆区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需要。

(二)中华文化建设下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意象在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是构建并完善中华文化体系。现代国家以主权原则构设边疆而凸显的有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模式，是以现代性为取向的文化体系构建为基础的。因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功能，被诸多史家称之为文明中国的轴心是中华优秀文化。在近现代中国，中华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诠释以“中国”为政治单元的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治理功能的同时，彰显的则是中华文化强大的历史基因与赓续创新。这个时代进程体现在边疆社会，则是“中华民族”“民族危机”“中国”“国家危机”“中国共产党”“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复兴”“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等系统的现代政治观念、政治文化的传播，促进巩固边疆人民的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并进而强化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个互动过程的客观结果是边疆社会不断清晰强化的国家意象并渗透进边疆政治、社会文化、组织运行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国家疆域治理的基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实现。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在边疆治理中对于利益的确认与实现存在着国家、国民、地区、族属的多重视角。但显然，各方利益确认并得以实现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这需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30)《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因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生成社会公共文化、国家疆域空间与政治制度机制所体现的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国民文化在边疆社会的存在状况，成为边疆地区“国家意象在场”与否的关键。而由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建立的主权国家、确立的平等公民权利和义务、共同情感家园、共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共享现代化建设成就，在边疆居民中生成并巩固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也成为巩固边疆社会“五个认同”的文化基础。

在边疆治理实践中，需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治理的最大社会资本的理念，并对中华文化的社会资本进行有规划的投资与积累。首先，是正确对待中华文化与边疆各族文化间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1)《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其次，发挥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对于边疆社会观念意识与文化的规范性作用。这需要加大国家投资推进完善边疆社会教育体系，保障现代国民教育普及提质；
而在文化传播上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边民中树立牢固的“四个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其三，营造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与社会化的社会环境。“文化建设是边疆治理的基础与核心构件”(32)刘永刚：《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设论纲》，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边疆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区域。边疆社会的国家文化建设须夯实边疆特色文化与中华文化母体、边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间的深层联系，(33)青觉，吴鹏：《文化润疆：新时代新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话语与实践逻辑》，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诸如近年在民族工作领域推动的“中华民族一家亲”与“同心共筑中国梦”相融合的建设模式，(34)刘荣，王明东，肖建乐，耿嘉懿：《“中华民族一家亲”模式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在边疆社会强化了“国家意象在场”。显然，中华文化建设对于培育边疆治理的法治体系、完善边疆人民权益保障机制、实现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和边疆安全具有母体性的功能。

(三)平等、发展、共享现代化取向下的整体国民在场

以人类政治活动的高级形态出现的国家之所以重要，在于确立的社会财富分配秩序。现代国家疆域的确立虽以历史疆域为重要依据，但以社会财富分配为基础确立的内部人口的利益关系是赢得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现代国家以“民族”为载体的社会动员、政治整合与利益实现，体现的是国家民族承载的公共空间价值和共同利益取向。所以，作为国家治理有机构成的边疆治理，国家政治、国家文化在场本质上取决于国家民族在场。当然这个国家民族是由对之认同的全体国民构成的。“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经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建立主权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家，以宪法为中心的国家法律体系确立包括边疆各族人民在内的所有国家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保障其合法的公民权益。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边疆居民与内地居民的共同政治屋顶，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和国家公民身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身份。也即，实现国家立场与边疆国民在场的有机结合，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与治理目标。

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的大发展，通过“对口支援”“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等系统性国家工程，“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3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9年9月28日。。面对族际跨区域普遍流动呈现的各族人民广泛交往、频密交流、深度交融状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向的是公民身份的国家治理根基。所以，不断缩小边疆与内地间发展差距、形成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以发展和稳定增进边民与内地民众的共同性，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显然是破除社会主要矛盾、实现边疆治理中国民在场的必由之路。当然，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与边疆民族利益的有机协调、边疆居民收入的增长、保障的优化、教育的提质、幸福的提升，无疑是增强边疆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国民在场的有效途径。而以边疆整体区域为单元、以全体边疆居民利益为取向的国民—区域治理，是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与利益协调的治理基础。

同时，要实现边疆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36)《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对于边疆各族人民而言，国家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义务是“共同性”的基础，也是“增进共同性”的政治法律依托。这既体现在疆域治理观与治理框架上，也表现在边疆治理的具体实践上。所以，我们在肯定国家边疆建设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须正视边疆社会较之内地薄弱、滞后的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公民建设。因此，新时代的边疆治理急需“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37)《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以整体的国家观与平等的国民取向来优化边疆的国民—区域治理，通过保障边疆各族人民的公民权益实现边疆社会的整体国民在场，“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38)《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以固边强边兴边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边疆治理是对国家边缘区域的特殊治理形式。因中国所经历的不同国家形态和发展阶段，边疆治理呈现的“臣民—文化”“国民—族际”“国民—区域”的不同演进模式，边疆的“国家在场”也体现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国家是边疆治理的本质性规定，边疆治理的首要功能在于彰显国家属性、实现国家目的。中华现代国家规定的边疆治理，就是要彰显边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人民属性，保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需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框架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完善边疆治理的“国家在场”新意蕴。通过深化国家政治与国家意象的结合、国家立场与边疆人民在场的结合、国家公民与边疆民族的结合，牢固树立包括边疆各族居民在内的所有国民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理念，“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3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猜你喜欢疆域共同体中华民族拓展生活的疆域保健医苑(2023年2期)2023-03-15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共同体的战斗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0年6期)2020-09-11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中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4期)2019-09-10大中国之中国疆域锦绣·下旬刊(2019年3期)2019-09-10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

推荐访问:共同体 边疆 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