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制度研究

王今诚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百折不挠地浴血奋战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一时期，中共制定干部教育基本方针，确立独具特色的干部教育制度，逐步形成了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极强的干部教育理论。目前，学术界有关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其成就、经验及启示等宏观方面①参见江世平：《试述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制度》，《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 年第3 期；
栗洪武：《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王亚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党性教育及其历史经验述论》，《理论导刊》2011 年第1 期；
王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与政策制定——以陕甘宁边区为主的考察》，《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
等等。，其不足在于未能关注干部教育本身的理论特性与制度演进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研究，以期与已有成果互为补充。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理论基于革命形势与任务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实施干部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列主义［1］1，“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2］108，“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2］62。因此，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理论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性。

（一）学习与教育的同一性

延安时期，党内学习与干部教育，是相互贯通的一对概念，学习与教育是同一过程中密切相关的“一体两面”。在大部分关于党内学习、干部教育的文件中，中共经常将学习与教育作为同义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讲，党内学习就是党内教育，属于干部教育的范畴，学习和受教的主体是全体党员干部［3］。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
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所以，“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4］532-535。1939 年6 月中旬，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在提高全党干部理论文化水平方面“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学习一致”［5］387。此后，学习与教育的主体同一性特点得到强化，即“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1］2。1941 年12 月1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中阐述：“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首先应该强调学习的这个主要方面。”“一切学习，均应使之同自己本身工作有直接间接的联系。”［6］715-7161942年2 月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干部教育第一的基础上，在职干部教育在全部干部教育的比重中“又应该是第一位的”教育方针。同时，明确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基本方针，即“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7］146-147。

（二）干部教育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学用一致性

领导伟大的革命，需要伟大的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识得非常深刻。1935 年12 月25 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必须“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大力教育党员确保党的“先锋队地位”［8］。1937 年11 月1 日，毛泽东指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上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2］63-641938 年10月1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进一步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实际特点孤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随即，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学习竞赛”的号召，希望全党产生一大批（一百个至两百个）真正的理论家［4］533-534。1939 年5 月20 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入解释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要克服本领恐慌，“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5］317-318。《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保证党能否胜利完成民族自卫战争的高度加以认识，强调必须自上而下一致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9］。强调干部教育的学用一致性，必须与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但在实际办学中，干部教育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央研究院曾被作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加以批评［10］。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得到较为彻底的肃清，强调干部教育的学用一致性成为共识。

（三）干部教育相对国民教育的独特性与第一性

毛泽东对干部教育的独特性作过深刻阐述，他指出：“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与北京大学、牛津大学等“有期大学”不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是延安独创”。延安的这些“长期大学”不论年龄、不问籍贯、不唯党派，谁都可以进来学习。通过对这两种教育形式、人才塑造模式对比，毛泽东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独到见解，即真正的知识与技能并不完全依赖学校教育掌握，“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5］322-323。在系统总结干部教育成绩与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指出：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7］146。

延安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是民族民主革命客观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在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工作领导、管理体制基础上逐步完善的。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领导体制，体现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

1939 年2 月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干部教育委员会，以加强对干部教育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具体指导管理全党干部教育工作［11］48-49。5 月20 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5］319但在实践中发现，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在职能上多有重合，为整合干部教育资源，加强领导效力，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第一次大检查后，1939 年8 月，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央宣传部，更名为中央宣传教育部。10 月，中央宣传教育部改回中央宣传部，继续负责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教育方针、政策［11］36。

健全各级干部教育工作部门。1940 年10月14 日，中央宣传部明确规定党的宣传部门职责包括，“领导和进行党内的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包括党校及干部训练班等在内）”，规定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宣传部须设立“管理党内教育工作及干部教育”的教育科、“管理国民教育工作”的国民教育科等专司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
地委、县委两级宣传部，内设宣传、教育两科，“党内教育与国民教育合归教育科管理”；
处于县、乡之间的区委宣传部不分科，内设干事若干，具体职掌教育工作；
八路军、新四军中政治机关的宣传部门内设机构根据具体需要设立，“但教育工作必须同一般宣传鼓动工作分 开”［12］506-512。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进一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注意健全干部教育工作机构。“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各级党部应依各地不同情况，在宣传部内设立必需的不同的部门”，“党内教育应当是有计划的、经常的、不间断的进行”［6］427、432。

在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工作机构的基础上，中共干部教育的领导、工作体制趋于成熟。同时，明确强调行政首长的领导方法和对学习的态度，决定着在职干部教育的质量。因为，“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行政上的领导同志自己努力学习又关心干部学习的，且留心给工作、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以适当的分配和调剂的地方，那里学习的进行，就能保持正常的进度，学习也就有显著的成绩”［13］104-106。

延安整风期间，干部教育领导体制发生较大变化。1941 年9 月26 日，成立中央学习组，负责领导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设立高级学习组［6］623。1942 年5 月2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热潮已经掀起，中央必须对此加强领导，因此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负总责，以领导全党整风学习。同时，要求进一步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体制。6 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并决定增加中央学习组人数等事项；
6 月7 日，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干部混合编为10 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14］380、385。6 月8 日，中宣部发出指示，要求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并以附件的形式介绍了中央直属系统的学习计划和延安学习组织的概况［6］326-330。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采取的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分级分类的施教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差异化课程制度等。

（一）分级分类的施教制度

在职干部教育制度。1939 年6 月，中央干部教育部正式实施具有试点性质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标志着在职干部教育“逐渐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道路”。但中共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既没有现成的规律可资依从，又无现成经验可资参考”，带有很强的摸索性质［13］89-91。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干部教育经验，显得尤为重要。1940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的发出，标志着在职干部教育制度迈出了规范化的一步。该指示将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细分为四类，每一类干部对应相应课程，完成本阶段学习后转入高一级。为促进在职干部学习，该指示还明确提出将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1940 年5 月5日是“第一届节日”［1］222-224。中央宣传部又连续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 月20 日）、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 年10 月25 日）、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问题的指示（1940 年10 月26 日）等，要求各地干部教育计划应以中央精神为基本遵循，依据各地干部状况、教育进度灵活制定，尤其要适应战争环境，“宜短小精悍，时间不太长，才便于实行”［12］533。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试点与经验总结，中共中央已形成一套颇为成熟、有效的在职干部教育制度体系。1942 年2 月28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将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内容确定在“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范围。党政军等系统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同时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其发展应以不妨碍日常业务工作（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及干部健康为原则。“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作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7］147-150。

支部教育或普通党员教育制度。支部教育是在职教育的重要组成，是巩固党、提高党的重要途径。在职干部“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1］223。1940 年10 月17 日，中央宣传部指出，“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各根据地党组织应有计划地加强支部教育，并指导支部教育方针、方式方法等，“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必须把支部教育工作放到重要地位上来，给以经常的检查和指导。各级党组织必须为支部教育筹出专门的经费”。由于基层党员文化水平有限，所以支部教育的首要目标便是从文化上扫除文盲，这是支部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一般党员的政治教育集中在：“怎样做共产党员，支部本身的工作，统一战线政策，乡村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及武装工作），争取敌伪军工作，临时的策略教育。”支部干事的政治教育一般包括：“党的建设初步（党章的教育），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常识，以区乡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知识，关于游击战争的初步知识，临时的策略教育。”学习进度要循序渐进，由具体到理论。教育方式分为集中与分散两种基本形式，支部干事的教育由县委负责，普通党员的教育由区委负责［1］596-599。在检查支部教育实效的基础上，中央宣传部进一步明确：支部教育应使党员了解做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知识——共产党是什么，党员资格、责任和权利义务，党的组织原则、纪律等，进而了解党的理论、党纲党章；
支部教育应经常性地有计划地进行，应对新党员加以特别教育［6］427。

党校或党的训练班、政治学校制度。中国共产党有着办理各类干部院校的较长历史和丰富经验，但受革命战争环境和具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院校制度。延安时期，开始形成特色突出和规范统一的党校或党的训练班、政治学校制度。

1940 年2 月1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实际上是一篇马列学院办学经验的总结，因为它的基本内容反映了马列学院办学的一套原则和方法”［15］。该指示规定了党校的办学方针、基本任务、组织规程、设置层次、学制、课程内容、教育方式、学习方法、师资选聘、中心目标、教授大纲和学校生活等内容。同时，还特别规定：“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地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地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1］139-141党校教育倡导民主学风，对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干部有重要作用和意义。1941 年12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各院校应有明确的办学目标，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学校。“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强调应捋顺各院校的领导机制与管理体制，即“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宣部是代表党中央统一领导干部院校的工作机关，协同各主管机关统一地计划、检查与督促各院校的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等［6］761-762。

（二）富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课程制度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材配置，紧紧围绕民族解放战争，体现出鲜明的战时特点。1937 年7 月14 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要求红军改编后须加强抗日教育，“增加抗日政治课程”［16］367。8 月1 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规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16］4261939 年5 月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5］306。

为纠正干部教育中脱离实际的偏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了干部教育的课程设置原则，要求全党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设置初级、中级、高级干部教育课程，分别对应初级、中级、高级党校的教学需要。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知识，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当然，以上是课程设置的一般情况，“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得增减伸缩之”。同时，也对编印干部教育教材作了原则性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资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1］1-2为进一步规范干部教育课程，中央宣传部规定教材的基本内容，应集中在马列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及党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与具体政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知识［6］427。

为纠正干部院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突出体现各类学校的办学特色，《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原则性地规定了各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的比例：“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6］7631942 年，中央党校改组是干部教育课程设置转变的分水岭——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主，转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和中共党史为主。伴随着中央党校的改组，中共中央也开始有计划地为干部教育的课程改进、准备教材，要求“以中国做中心”研究党的历史。1942 年3月30 日，毛泽东在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时指出：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研究中国党史，在史观上要强调“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4］370-371。

干部教育作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民族复兴使命决定的。若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实现从“帝制”向“民治”的近代化转型，必须普遍唤醒民众，使“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17］的传统中国，激发出民族国家精神的伟力。但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客观上要求中共必须更进一步地将自身锤炼为完全巩固的马列主义政党，使全体党员与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团结起来成为有机整体。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统一、集中的党，便不能起到凝聚中华民族的作用，不能应对长期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不能实现党所担负的伟大使命。延安时期中共大规模地开展干部教育，即是为完成这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和有效的举措。这一时期，中共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形成特色鲜明的干部教育理论，发展完善教育培训基本制度，推动干部教育事业趋向正规化、系统化和常态化，保证了干部教育事业的有序、有效发展。通过实施干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上，不仅懂得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建设各种问题，而且能够把所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分析时事问题和革命前途。通过不间断地开展各个层次的干部培训，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目标得以充分实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表率，成为先锋模范，从而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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