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技能型社会中的技能具有实践的意涵。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重视从经验中生发认识、重视一线生产和服务的经验学习价值，把大众从对学历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寻回中华文化中的实践精髓。技能寓居于人的认知和行动之中，受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手段、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存在和使用方式，也制约着个体学习技能的动机。数字化社会、老龄化社会、二元化社会对技能的存在和使用产生了不同维度的影响。在技能型社会中，促進个体技能形成应关注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技能形成的非制度化和去中心化特点；
二是技能形成中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三是超越技能形成的话语表达。
关键词：技能；
技能型社会；
社会形态；
技能形成；
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技能型社会测度模型、驱动因素及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VJA220006）；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支持项目“职业教育与培训一体化的课程论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0CG33）
作者简介：李政，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治理、职教高考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3）05-0010-07
技能型社会是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讨论的热点话题，而技能是技能型社会这一政策概念的核心要素，任何关于技能型社会的内涵、形态、建设路径等的讨论，均绕不开对技能的辨析。建设技能型社会，需要我们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技能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并以此剖析技能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存在特征及形成机制，夯实技能型社会研究的学理基础。
一、技能型社会建设中技能的内涵和外延
（一）技能作为学术概念的内涵边界
哲学对技能的探讨由来已久。有学者通过对技能一词的词源学分析发现，技能具有“理性、区分、知识”的含义[1]。技能与知识、美德、行动等概念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也一直是哲学家们反复讨论的对象。哲学领域对技能的讨论存在横向上的历史维度和纵向上的学派维度。在历史维度上，对技能的不同认识源于技术，尤其是理论技术对技能的动态影响，把技能作为技术的本质属性是古代技术观的一大特色[2]。随着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发展，理论、工程、技术、技能等概念逐渐分野，不同解释系统的独立性也带来了概念体系对现实发展解释的“力不从心”，而现代工程技术哲学则重在弥合不同概念间的对立。在学派维度上，不同哲学学派基于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知识生产方向，从不同角度切入对技能开展研究。例如：在分析哲学的视域中，技能被理解为“倾向于拥有适合作为行动指南的具体情境的知识”[3]；
专长哲学领域重在通过对专家的专长结构和形成机制的分析，解构专长与社会的关系。技能作为一种专长成为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目前存在以德雷福斯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和以柯林斯为代表的“集体主义”进路。
教育学和心理学对技能的认识存在高度相关性。心理学认为，技能是指经过联系而获得的合乎法则的认知活动或身体活动的动作形式，包括动作技能和心智技能两种。关于心智技能的形成，较为经典的理论包括安德森的三阶段理论、加里培林的五阶段理论、冯忠良的三阶段理论等，而操作技能的形成则以菲茨和波斯纳的三阶段模型、冯忠良的四阶段模型等为代表。教育学对技能的认识，更多地是基于对心理学定义的演绎和人本化处理，这也经常导致“技能”（skill）和“能力”（competence）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和误用，如教育学常用的“三维目标”中的知识和技能目标，其中的技能更多地带有能力之义。在职业教育领域，对技能、技术、能力等概念的辨析，推动了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和人才培养的分层化、类型化。
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技能研究，主要是把技能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独特要素，研究它的经济功能、社会价值和关键角色。经济学主要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审视技能，即技能指“凝聚于劳动者个体身上的一种专业能力，这种能力天然具有产权私有性，且所有权与其载体不可分离”[4]。对技能的资本化处理，产生了“通用技能与专有技能”[5]的区分，并强调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身体附着性、私有性、积累性、层次性等特征[6]。社会学视角下的技能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即技能是一组被社会认可的知识、技术、态度等的集合，用于完成特定的社会职责。一些社会学理论和学派也存在对技能的专门讨论。例如：身体社会学认为，技能作为身体禀赋的一种是社会建构的，职业技能的形成受到工作场所权力关系的控制与制约[7]；
保罗·阿特维尔（Paul A）追溯了社会学视角下四种截然不同的技能观，即实证主义、民族方法论、韦伯式和马克思主义[8]，这些学派不仅从社会学视角揭示了技能背后“做的比知道的多”的本质，推动了技能研究范式的扩展，更将技能延伸至社会关系、政治博弈等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审视技能背后的权力和资本。
（二）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技能内涵
上述提到的多学科视角，对技能型社会的研究和构建都有启发意义，且这些学科对技能的认识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词——行动。技能型社会建设是一个问题导向鲜明的议题，“技能型社会”这个概念包含了政府对技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获得更多尊重的政策期待，它要实现的愿景和目标是把被污名化、被群体忽略的技能要素重新拉回公众视野，破除社会对技能，尤其是职业技能的固有偏见，弥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二元分隔、理论与实践的分隔、理性和经验的分隔，在认识论上实现对技能固有认知的超越。因此，对技能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实践的重视。
在上述这一点上，以皮尔士、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学派以“行动”为中心，将经验与理性统一起来，抛弃了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经验、相对与绝对、过程与结果等的二元对立，明确了“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基本含义，我们只需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9]这一基本观点，确定了以实用作为真理判定的标准。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无论是心智技能还是操作技能，它们的背后都体现了“回归实践”的意涵，即要将抽象的知识、思想、观点，以具身认知的方式投射到周围环境，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建构自身的经验体系。构建技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重视从实践中生发认识、重视一线生产和服务的经验学习价值，把大众从对学历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寻回中华文化中的实践精髓。
二、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技能存在和使用方式
技能寓居于人的认知和行动之中。受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手段、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技能形成了不同的存在和使用方式，也制约着人学习技能的动机。要了解技能型社会中的技能特征，必须结合不同的社会形态，了解社会制度、结构的特征，探索社会对技能存在和使用的影响机制与结果。
（一）数字化社会的技能存在和使用方式
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場，得出了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与社会互动论的不同观点。历史的发展映衬了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形塑，也体现了人类对技术应用的反思和掌控。数字化社会指的是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下的社会形态，且相较于过去任何一种技术而言，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形塑已经超越了“赋能”，而是实现了“孪生社会”的创造。数字社会以一种虚拟态的形式“悬浮”在物质社会的上方，与物质社会互动，在某些时候甚至替代物质社会的运行方式。所谓的线上教学就是一种对现实教学环境的数字化复刻，它借助互联网技术改造以“附近”[10]为情感纽带的传统教学模式。
数字技术的核心是“字符串的嵌入（embeddedness of bitstrings）”[11]，它将各种信息转化为计算系统能够识别的字符串（0和1），并对语言进行加工、分析、储存和传递，从而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因此，数字技术对生产生活最大的改造结果是“智能化”，机器在人类设定的程序和规则下自动运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传统社会分工和人力消耗所导致的低工作效率与高人力成本。ChatGPT技术的出现，更是将过去基于观察、分类和分析信息的人工智能推向了信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通过对人类生产的信息的加工和学习，实现对人类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的模仿。
数字技术对生产模式、工具和组织方式的改造，引起了技能存在和使用方式的变革。首先，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矛盾影响的“李嘉图之谜”被大量研究证实。一部分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替代了低技能劳动岗位，创造了高技能劳动岗位[12]，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技能供给的结构和模式。其次，数字技术减少了很多传统的依靠操作技能的岗位数量，很多手动操作技术逐渐被精度更高、标准性更强的操作臂所替代。但同时，数字化并未取代高端制造中依靠默会知识的操作技能，如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此外，先前附着在实体工具上的默会知识，开始逐步附着于虚拟工具（如软件平台、程序开发平台）的使用，在默会知识中判断决策知识的占比更大。最后，数字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对通用技能更高、更广泛的要求，如沟通技能、协作技能等。
（二）老龄化社会的技能存在和使用方式
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是贯穿中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前后，中国将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13]。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了技能的存在和使用方式。
一是新技术技能的代际传播。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在事实上造成了技能的代际鸿沟，体现在数字思维鸿沟、技术产品供给鸿沟、话语体系鸿沟等多个方面。相关研究显示，与其他年龄的群体相比，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水平较低，且该群体的数字技能状况存在性别差异、城乡差异，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对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14]。数字技能代际传播的阻碍，源于技能本身学习的复杂性、代际群体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等多种因素。这种技能可及性的群体差异，客观上造成了老年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话语隔阂、物理隔阂乃至思想隔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弥合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成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是老年群体的技能开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和智联招聘于2021年发布的《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等，我国老年就业人数总体约6 600万人，占我国老年人口的25%，有68%的老龄群体在退休后有强烈的就业意愿[15]。这些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存在很大潜力。老年人力资本具有实效性和资本性特征，但其利用也具有紧迫性[16]。政府应在制度层面为有意愿的老年群体提供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环境和平台，激励老年群体多参与社区建设、社会服务等基层工作，充分发挥老年群体亲和力强、时间充足、工作经验丰富等优势。
三是休闲技能的学习需求。闲暇时间的分配和闲暇活动方式是体现人类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表征之一[17]。休闲技能是人类享受闲暇活动的主要载体，它跳脱了谋生、资本等外在因素赋予技能的经济标签和效用价值，凸显出技能背后的劳动所带来的主体性回归的价值。此外，休闲技能学习的背后，也是老年群体寻求社会交际、提升个体存在感的方式。老年群体的日均休闲时间较长，但由于部分城市社区配套学习资源匮乏，很多老人都是在家中休闲，且休闲活动类型单一，休闲的社交属性不强，这不利于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人口老龄化、教育程度高移化叠加高度城镇化，带来了聚居老年人口对高品质休闲技能的学习需求。因此，结构化的休闲技能课程开发，以及在老年群体中推广休闲技能“师徒制”等，都是技能彰显人的主体性、社会性的体现。
（三）二元化社会中的技能存在和使用方式
中国社会还存在显著的二元结构特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内外的二元结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的二元结构等。这种社会结构形态，配合改革开放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独有的户籍制度、身份制度、教育制度等社会治理工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劳动力市场分割，突出表现在所有制分割、户籍分割和教育分割等方面。其中，所有制分割造成了技能学习资源的体制内外差异，尤其是稀缺性的技能学习资源难以进行公平流动和分配；
户籍分割造成了城乡、本地和非本地居民在获取技能学习机会上的不公平，以及本地技能使用主体对非本地居民的就业歧视；
教育分割则是产生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制度分割，集中体现在雇主对不同渠道但同等水平学历的歧视、对学历证书和技能证书的区别对待等。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对技能的存在和使用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二元社会结构人为造成了技能学习资源的差异化分配，这种差异导致不同人群无法获得公平的学习机会，从而产生人群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的马太效应。其次，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技能作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岗位和雇员间无法实现最佳程度的匹配，客观上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最后，二元社会结构也为不同类型的技能和技能人才贴上了莫须有的“高”和“低”、“优质”和“非优质”的等级化标签，在社会优质资源总体紧张引发的无序内卷的背景下，大众对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的争夺，导致人才供需间的失配和不同类型教育资源的失衡。因此，技能型社会建设必须要正视社会二元结构带来的技能学习和使用的制度性障碍，提升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质量。
三、技能型社会中的技能形成
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对技能存在、使用和形成的影响，促使我们必须反思当今社会中技能形成的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及始终无法破除的制度性、结构性障碍，深挖问题的本源，求解社会与技能形成间的复杂关系。
（一）技能形成是否一定需要学校：技能形成的非制度化和去中心化
古代的技能形成存在地域封闭性、师徒式传承、非制度化和非结构化学习、机构去中心化等特点，这主要缘于彼时经验性技术的主要形态，以及生产力和消费群体的特定需求。工业革命以后，理论知识对技能的影响程度加深，系统性理论知识的学习需求催生了以制度化教育为特征的学校教育。学校通过结构化的课程开发和中心化的教学，实现对人才的批量输出，支撑了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学校职业教育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主要形态，技能的形成逐渐呈现出制度化、中心化的特点。我国近代学校职业教育发轫于洋务运动时期，民国时期以黄炎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教育家秉持救国图存的精神和理念，通过开办各类学校为民众提供职业技能训练。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重心逐渐从企业转移到了专业化的学校组织，并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学校职业教育能充分发挥理论知识的教学优势，以多种方式与雇主开展合作教育，实现不同类型职业知识的跨情境教育；
同时，学校教育还能促进学生形成职业知识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稳定、个性化的职业知识结构。
然而，在社会将大量资源投入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制度化和中心化的技能形成机制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在技能形成中存在的先天不足。学校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去情境化和结构化，它的优势是提升人才培养效率，但缺陷在于无法对接真实的生产情境，从而不利于从业人员完整知识结构的形成。因此，近年来职业教育力图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等，弥合学校学习和工作场所学习之间的鸿沟。但即使如此，个体在学校的技能学习仍然无法替代其在非学校情境（企业）中的技能学习，尤其是生产技术更新迭代、生产组织方式改革和消费模式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加速了理论技术和经验技术的分野，导致部分技能学习对情境要素的要求更高，很多技能扎根于本土，具有明显的地域和行业适用性。此外，制度化学习只占个体学习时间的一小部分，进入职场的从业人员需要根据生产服务内容、工具、场景等的变迁，不断更新技能种类。基于工作需求的点状技能学习方式、基于工作场所的偶发技能学习行为、基于兴趣和爱好的多元技能累积机制、基于零工社会的副业技能学习等，将在未来成为技能型社会中个体技能学习的重要样态。
（二）人是技能的主人还是奴隶：技能形成中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技能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中介。马克思认为，人类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这种基于工具的劳动技能的形成，彰显着人基于主观能动性对技能的掌控。千百年来，人类通过技术技能的改进和革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促进人类社会形态和功能的变迁。尽管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人类似乎自身也陷入到了对技术技能掌控的困惑和危机之中。电影《摩登时代》描述了科学管理模式下工人的标准化技能操作，人的生产技能被规则、机器、生产的标准化所规训，每一个固定动作的重复都显露出人在标准化管理下的主体性丧失。
技能形成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在当今社会也并不鲜见，最典型的便是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数字劳动的异化[18]。在数字化社会中，每个人既是数字工具的使用者，也是数字世界的创造者。在算法的优化和推送下，每个人生活在由自己生产的数据构建的信息世界中，“信息茧房”效应逐渐让数字世界的劳动者陷于对数据的吹捧并受数据牵引，而这又促使掌握数字技能的人，逐渐扩大对个体行为的数据化标注、存储与分析，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数字模拟社会来探清人类行为的轨迹和规律，从而服务资本的再生产。除此之外，在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技能训练的功利化也有剥夺技能拥有者主体性之嫌，例如很多职业院校都设有专门的“大赛班”，专门培养参加技能大赛的学生。这种将技能学习绩效化的处理，体现了技能学习行为的异化，偏离了技能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介的本真目的。
对于“人是技能的主人还是奴隶”之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将答案映射到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行动，又似乎是与之相违背的。技能型社会建设，不仅要重视技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价值，更要寻求人的主体性在无处不在的技能中的回归，要让每一个人在技能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对技能的“掌控力”。
（三）学技能何以被标签化为低层次工作：超越技能形成的话语表达
技能学习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在社会想象和现实的共同塑造下，“学技能”的普通行为被标签化为从事低层次工作。“技能就意味着未来进工厂，技能就是训练，技能就是吃饭的工具”等一系列日常观念，背后反映的是对技能的狭隘理解和对实践的贬低。技能、学技能等概念被曲解和标签化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涉及社会认知偏差的心理学因素，也涉及社会分层的社会学诱因，同时也可归为人类社会语言和文化传播的问题。但如果就中短期内解决实际问题而言，语言和文化传播问题似乎是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也即超越“传统技能”“学技能”等概念所形成的话语表达，构建一个技能友好的概念系统及其传播机制。
实际上，近年来政府和社会的很多行动也正在朝向这一目标迈进。例如：将技能人才列入我国人才队伍建设之列，赋予技能型人才以社会精英之名；
建设一批职业技術大学，破除职业教育“断头路”的发展瓶颈，打通职业教育学生获得更高学历的通道，将本科、大学、高学历与职业教育挂钩；
大力宣传大国工匠，让全社会对各行业中的技术能手、技能大师予以更多关注；
打造技能人才奖励体系，转变社会对技能人才“低层次”的观感。在这些行动的基础上，未来应构建匹配技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与核心概念，基于社会传播的基本规律，从教材、政策文本、广告等载体入手，尽可能扭转大众对技能、职业教育等概念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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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贺文瑾]
Abstract：
Skills in a skilled society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build a skilled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whole societ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generating knowledge from experience， valuing the learning value of frontline production and services， liberating the public from the worship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eeking the practical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kills reside in people"s cognition and actions， and are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social needs， forming and using in different ways， which also constrain individuals" motivation to learn skills. The digital society， aging society， and binary society hav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impact on the existence and use of skills. In a skilled society， promoting individual skill formation should focus on three core issues：
the first is the non institution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skill formation; the second is the return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formation of skills; the third is beyond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skill formation.
Key words：
skill; skilled society; social form; skill form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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