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形象看《醒世姻缘传》作者的男性立场

丁萃男 卞良君

摘要：与其他明清小说反对门第观念、肯定男女“真情至性”相比，《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肯定多妻制，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无妒”、女德，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并不支持，反而是希望恢复传统道德伦理，建立符合封建伦理的“和谐”的男女及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这显然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男性立场”。因此，作者通过“男卑女尊”的男女、家庭及社会乱象的描述，特别是通过非正常男女群像的绘制和刻画，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男性立场”。

关键词：《醒世姻缘传》；
女性群像；
男性群像；
男性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Ａ

《醒世姻缘传》虽然以“姻缘”为题目，但内容并不局限于姻缘，相反，作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社会中各阶层的人物，把故事的范围由“姻缘”扩大至“生活”，由“家庭”扩大至“社会”，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种种乱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描写和批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男女两性群体形象中“女尊男卑”的描写，一方面表明作者始终以“醒世”与“警世”为己任，通过轮回与因果报应的方式来劝诫世人；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女尊男卑”的男女、家庭及社会乱象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非正常男女群像的绘制和刻画，倡导自己心中的“善”，为读者描画了他心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从而不遗余力地表述了自己坚定的“男性立场”。

一、女性形象与作者的男性立场

施珍哥是《醒世姻缘传》中最早登场的女性角色之一，她在戏班子时勾搭有妇之夫晁源，并施展手段成为晁源的小妾。按说施珍哥钟情于晁源，不是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追求自由爱情，其形象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社会所欣赏的女性相呼应，比较符合当时社会部分人倡导的男女平等的要求。但实际上，小说的作者却是要借助这一角色，揭露他认为的这类女性的邪恶之处。在作者看来，如果女性不守传统道德而去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她定是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正因为如此，作者写施珍哥不仅对正室计氏不屑一顾，甚至千方百计排挤计氏，污蔑计氏与和尚私通，最终逼其悲愤自杀，而且写她早在认识晁源时便和戏班子附近的浪荡公子暧昧，成为晁源小妾后依然劣性不改，与家奴私通。

如果说施珍哥的形象寓托了作者对女性自由选择婚姻的不满，那么薛素姐的形象表达的则是作者对于当时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上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不满。薛素姐是狐妖转世，而这只狐妖被晁源射杀，转世后嫁给了晁源转世的狄希陈。薛素姐并没有遵循传统道德中妻子的操守，反而频繁虐待狄希陈，火烧、棍打、监禁、针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带着折磨公婆，致使他们相继离世。小说中多次提到“丈夫是天”的观念，薛素姐的行为与之格格不入，“她坐在丈夫狄希陈头上这一姿势成为了男权彻底失落的噩梦般的意象” ［１］１４６。在作者的思想意识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其实意味着男性地位的下降，社会如果不再以男性为中心，妻子不再以丈夫为天，那么家庭、社会、天下如何稳定呢？因此，他塑造薛素姐这一女性形象，就是为了警醒当时的男人，不能纵容女性，从而威胁到男性为尊的传统道德。令人玩味的是，狄希陈自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也爱拈花惹草，但薛素姐对狄希陈的恨意并非全出自狄希陈的外在举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心底的一股“无名火”。这或许是因为其前世为狐妖而被狄希陈的前世晁源射杀的缘故，但何尝不也是作者表达男性立场的需要呢？说得直白一些，作者需要这样一个“反面角色”来展示女性压迫男性的不可接受。所以，作者笔下的薛素姐对狄希陈的折磨甚至到了没有一点人性、匪夷所思的程度，而将薛素姐人性的部分基本上全都抹去，则让读者不能不“义愤填膺”，在思想深处快意于将女性回归到“物”的属性。

至于晁夫人，无疑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作者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她顺从丈夫甚至到了使自己在家庭和夫妻之间都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步，真正是一个“三从四德”的男性的附庸，她对儿子的“慈爱”给读者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晁夫人的出色表现其实主要体现在其丈夫、儿子都死去之后，在处理田产等事项上挺身而出来主持大局，既化解了家族不肖子孙哄抢家财的危机，还菩萨般心肠地帮扶乡里。这种近乎完美的形象，在作者那里，其真正的使命是呼唤传统道德的回归。因为，在传统道德下成长，以丈夫、儿子为主，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庭，这才符合作者对于女性的期望。在作者心中，只有尊崇传统思想道德的女性才能称为“好女人”。这些女性所具有的特点就是谦和柔顺，对婚姻绝对忠诚，遵守“男尊女卑”大限，一如小说中的晁夫人，即使自己的丈夫与儿子都不顾礼仪，丧失人性，但她依然忠顺丈夫，疼爱儿子。也正因为如此，晁夫人在小说中得到了一个善终的结局。

二、男性形象与作者的男性立场

《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思孝、晁源父子最大的相似点是“贪婪”。父亲晁思孝代表的是明代中晚期官员，本是一个落魄秀才，后来机缘巧合成为华亭知县，便开始大肆敛财。“他贪财，而且贪得理直气壮。他认为做官不是为民请命，为君分忧，而是为了往上爬，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财” ［2］12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晁思孝非但没有成为百姓所期待的父母官，反而“吸民之髓，刮地之皮”，百姓对他深恶痛绝。作者痛斥其虽然读过四书五经，接受过正统教育，但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好官”，反而成为一个贪赃枉法之徒。小说作者无疑是一位“平治天下”传统观念的坚定抱持者，所以像晁思孝这样不称其职且品质极其恶劣的官员，必然受到作者的谴责。

晁思孝之子晁源，其贪婪竟又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有着“物欲型罪恶” ［3］１72，而且贪色，不仅婚外寻欢作乐，还与小妾珍哥一起折磨妻子计氏。对比晁氏父子，晁思孝至少曾学习儒家思想，接受正统教育，是一位秀才；
而晁源则是完全不爱学习、没有文化的纨绔子弟。晁源的挥霍完全来自于家庭的给予，而这种不接受正统教育且被金钱腐蚀的人，更是被作者不齿。晁源对父母不孝，对妻子不义，完全视封建伦理道德为无物，简直就是人类劣根性的“集大成者”。刘再复《人论二十五种》中讲到，有一种“畜人”，“使人特别不舒服的”是其身上的“畜性”“完全壓倒了人性”， ［4］１47晁源应该就是这种人。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对当时社会中追求金钱和享乐风气的映射，他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贪婪的风气，因而塑造了晁思孝、晁源这对贪婪成性的父子，表达了对这一类人的唾弃。

正如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塑造了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晁夫人，作者在小说中也塑造了几个自己所期待看到的男性形象。其中以李纯治为代表的清官，为官清廉，办事洒脱，不摆官威，与晁思孝形成鲜明对比。这类官员的形象也体现了作者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例如作者写李纯治办案，不拘场所，随到随审，冲破了之前官府衙门办案时的死板，还有户部尚书邢宸，超越八股文的限制，博览群书，努力增长自己的见识。可见，作者的思想虽然依旧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并非毫无保留地完全肯定封建伦理道德，对于其中违背人性且对社会无益的思想和行为，他也进行批判；
而对于一心为民，甚至因此对传统道德有所变通的官员则进行了褒扬。

三、《醒世姻缘传》作者男性立场发微

综上可见，所谓男性立场，就在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以男性权利为中心来思考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作者的关注点始终聚焦于男性的地位和权利。其真实意图如东岭学道人所说，“正要人豁然醒悟”，“人前世既已造业，后世必有果报，既生恶心，便成恶境，生生世世，业报相因，无非从一念中流出”，因此必须“能于一念之恶禁之于其初，便是圣贤作用，英雄手段”。

［5］976即以因果报应的故事警劝世上的男人，对待女性从一开始就不可心存哪怕是些许的“恶念”，因为男人对女性存在“恶念”甚或“恶行”，例如对女性无端冒犯以及喜新厌旧等，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自己受苦受罪，地位下降，直至“女尊男卑”、乾坤颠倒。此其一。

其二，《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书写“悍妇恶妻”，并非出于对女性从属地位的不满，而是对男性的“怒其不争”。有一种观点认为，《醒世姻缘传》“在这个因果报应的荒谬逻辑中，也正蕴含着一个现实逻辑的内核：女性对男性的欺凌，也就是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小说在以因果报应警世劝人的思想躯壳里，包孕着呼吁尊重女性、夫妻应当‘相敬如宾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醒世姻缘传》超越一般写悍妇而旨在维持所谓夫纲的地方” ［6］253。笔者意见略有不同，所谓“现实逻辑”“现实意义”，无非是指客观方面的显现和价值，至于作者主观方面是否刻意为之，持上述观点的论者似乎也加着小心而避免把话讲得太满。而事实上，尽管小说中女性如薛素姐、童寄姐的每一次“撒泼”，几乎都有其男人少恩失义的诱因，但不能简单地就视之为“对男性压迫的反抗”，自然也不包含“尊重女性、夫妻应当‘相敬如宾”的“呼吁”。说到底，作者的意思还是因为做丈夫的前世对女性心存“恶念”，加之今生追欢好色所致，总归是男人的不争气。此正如环碧主人所云，男人之所以做不成“忠臣”“孝子”“相敬相爱的兄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皆是因为“溺在夫妇一伦去了”，像这样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这几伦的全副精神都移在闺房之内，夫妇之私，从那娘子们手中博换得还些恩爱，下些温存，放些体贴，如此折了刚肠，成了绕指” ［7］975。当然，就《醒世姻缘传》一书来说，此番话也有不够周严之处：倘若如晁源、狄希陈辈果真属于“溺在夫妇一伦”队伍中的一员，则尽管怠慢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几伦恩义，倒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
问题在于，就算是“夫妇一伦”，在晁源与计氏、小珍哥之间，狄希陈与薛素姐、童寄姐之间也乱了套，不仅“女尊男卑”，而且“妾在妻上”，堪称“乾坤颠倒”“尊卑易位”。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女眷们的强势所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晁源、狄希陈之辈追欢好色造成的。

其三，与同时代其他小说相比，《醒世姻缘传》的男性立场也是十分清楚的。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中，女性还是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角色始终脱离不了“物”的属性，刘备的名言便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8］80，体现了对女性的轻视。更为可怖的是，猎人刘安竟将妻子杀了煮肉招待刘备，而作者竟然是以赞赏的态度写下这残忍的一幕！明万历年间，商业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崛起，人们重视现世享受，对“三纲五常”及“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不满，开始松动“男尊女卑”的观念。大约成书在万历前中期的《金瓶梅》，其中的女性已具有一些自主选择的意识和大胆行为，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等选择西门庆作为丈夫或私通对象，或出于性，或出于钱物，或出于其他目的，都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尽管结局都很惨烈，令人唏嘘，但都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不再像以往文学作品那样，女性仅仅是任男人摆布的工具存在。明代后期，小说家冯梦龙深受反道学、倡“童心”的李贽思想影响，其“三言”中很多作品主张男女平等。如其《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莺莺不仅大胆地将自己的恋情诉于父母，还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赢得了胜利。相比之下，《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明末清初，略晚于“三言”，然其作者在男女地位问题上的思想倾向却与兰陵笑笑生、冯梦龙等人大相径庭。不同于《金瓶梅》、“三言”等反对门第观念，肯定男女之间“真情至性”的态度，《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肯定多妻制，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提倡“无妒”、女德，对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并不支持，反而“幻想通过神道设教建立符合封建伦理理想和谐的男女、家庭、社会秩序” ［9］3。但当时的现实却是传统道德思想（包括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趋于没落，出于对这种社会风气的不满，所以西周生创作了《醒世姻缘传》，以形形色色“男卑女尊”的人物形象寄寓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男女地位及表现的反思，认为女性的强势压迫了男性的崇高地位，有违“三纲五常”，而注重现实享受，追求物质生活的风气也与以往儒家宣传的“以天下为己任”相悖。只不过作者既没有对男性群体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掩饰，也没有为男性群体进行辩护，相反，他尽数书写了当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一些“须眉浊物”（包括晁源一类的“混账行子”，自然也包括晁思孝一类的贪官污吏）的丑恶与堕落，不留情面地展现了男性群体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达到振聋发聩的“醒世”作用。

结 语

《醒世姻缘传》最吸引人的部分，莫过于轮回转世——特别是男弱女强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描写。作者并没有打算深入探究所谓“女权”问题，他所刻画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欺压、霸凌，并非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实际上，作者是用最为尖锐的笔触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人们传统观念开始动摇的问题。通过塑造比较极端的男女形象，西周生描述了一个传统道德日趋沦丧的社会，并站在传统男性立场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隐忧，坚持“男尊女卑”的观念，选择站在了封建文化传统一边。无论是完美的晁夫人还是残暴无礼的薛素姐，这些女性的行为都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好女性就应该温柔体贴，处处为丈夫着想，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识大体，懂大局；
而那些不守婦道，凌虐他人的妇女最终结局必然凄惨无比。至于西周生塑造的男性人物，也不同于别的小说中血气方刚的豪杰英雄，反而多了几分市井气。借用鲁迅评论拜伦对不觉悟的英国同胞时说的话，《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对小说中“弱男”的态度，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１0］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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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Ｘｉｎｇs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ＤＩＮＧ Ｃｕｉ－ｎａｎ  ＢＩＡＮ Ｌｉａｎｇ-ｊ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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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ｉｎｙｕａｎ Ｚｈｕａｎ；
Fｅｍａｌｅ Iｍａｇｅ；
Mａｌｅ Iｍａｇｅ；
Mａｌｅ Pｏｓｉｔｉｏｎ

（責任编辑：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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