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旅游刊物游记的文旅价值研究*——以《旅行杂志》中的浙江游记为例

陈丽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外语学院，杭州 311231）

游记是记述游览活动所见所感的文体。中国古代游记以地理考察、山水旅行、宗教活动等为主，滥觞于魏晋南北朝，如郦道元《水经注》。成熟于唐宋，如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柳宗元《永州八记》等。极盛于明清，以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为名作代表。国外游记始于中世纪朝圣活动，如英国John Mandeville的《曼德维尔游记》。发展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如《英国民族主要的航海、旅行、交往和发现》。［1］极盛于19世纪，如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作家的观光类游记风行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游记成为媒体上常见的题材，其出现和海外度假及旅游广告的增长是重合的［2］，因而也对旅游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游记具有文学、地理学、文化学、旅游学等方面的多重价值。从文旅发展角度看，对游记的整理与研究可促进了解游记所属时期人们的旅游观、旅游业发展状况和地方文化等，对当今社会文化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大家对于游记普遍存在整理上“零散无序”“只重名家”和研究上“不重视应用开发价值”等问题。而民国时期旅游业正式诞生，使得写作意图和表现方式与古代游记有所不同的大量游记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尤其存在此类问题。

目前包含了现当代游记发展的系统研究以《中国游记文学史》为代表，但此书对现代游记的阐述主要侧重于以白话文为语体的新型游记的确立和异域游记具有文化交流功能的新面貌和发展趋势，且也局限于名家游记。［3］截至2021年5月30日，以“游记价值”为篇名检索中国知网，剔除《西游记》《老残游记》等偏虚构类小说研究之后得到的70篇文献中，只有8篇为民国及以后的，其余大多针对某篇古代游记，其中《徐霞客游记》研究文献就占了57篇，正可谓“少数知名游记一版再版，重复整理，同时大量游记却无人问津”［4］。

近几年对民国游记的文本整理收录已被关注，如2017年出版的作为《民国分省游记丛书》之一的《风日晴和：民国浙江游记》，选录了浙江省城及各地区的部分游记，多为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作品。［5］而非知名游记的研究在近几年有一定进展，如缪凯乐对民国温州游记进行了整理与研究［6］；
黄昊、程继红甄选了50余篇民国不同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普陀山游记，为当下研究普陀山庙宇沿革、景致变迁、风俗移易等领域的学者提供文献支持。［7］

民国游记的跨学科研究也开始出现，如罗意《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以清中期至民国“游记”文本为中心》、张保立《民国游记中的重庆地理意象研究》、杨涛涛《清末民国游记中的新疆社会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民国游记文本体量较大，属于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周博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8］，属于旅游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

但总体来看，对于民国游记的文旅价值研究仍不够重视，目前尚未看到直接、系统的梳理，仅有零星微观研究，如张辉辉通过文献比较分析，发现“游记文献与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应用未能实现有机结合，这不仅是现存游记文献未能很好实现其价值的原因，同时也是现在众多景区缺乏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9］；
张天星则提出近现代游记中记录的天台山徒步路线和地图对“浙东唐诗之路”旅游开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学界和相关部门应予以重视［10］。

民国初年，伴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卷入战争旋涡而放松了对华的经济控制，中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出现了近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20世纪20—30年代中叶，城市居民用于精神文化和娱乐的支出不断增加，为近代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有利的物质基础。［11］1923年，上海最早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旅行团体刊物——《友声》创刊，出现了专门介绍旅游景点、记录旅游所见所闻所感的游记。［12］1927年，银行家陈光甫正式挂牌成立我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标志着中国旅游业的建立。同年，为弘扬中国名胜、推进文化、服务行旅，1927年春《旅行杂志》创办，成为近现代中国首份专业性的旅游刊物。［13］

游记发展到民国时期，特别是随着旅游类刊物的不断出现，其创作意图渐渐分化成旅行后的纯粹感受记录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宣介性报道两种，并各具特色。笔者试以《旅行杂志》为例进行分析。

（一）传统文学类游记

这些游记不论篇幅长短和作者身份，都是爱好旅行，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作者写作的旅行以后的所见所闻所感，重在记述往事、抒发情感。长篇者如赵君豪（《旅行杂志》主编）的《海宁观潮记》，记述了作者和良伴在上海梵王渡车站坐车前往斜桥海宁观潮的经历，其中他手持望远镜观看到的潮生时（一线潮宛如匠练）、潮来时（波涛汹涌、浪花飞舞）、潮归途中小舟竞赛的场面得到了详细描写，贯穿整个过程的是如愿以偿的快乐回忆：“秋天我们很希望很赞美的是钱塘江上的潮声。”同时他也介绍了观潮的核心地段：小普陀东门塘（大潮雄伟景观的倏现等）与南门塘（潮水渐弱），并引用东坡词《南歌子·海上乘槎侣》中的“海上乘槎侣，仙人萼绿华。飞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等句抒发了江上观潮的豪迈心情。［14］

短篇者如康达的《杭游碎锦》（连载在《旅行杂志》上）虽是杭州旅游的片段记录，但极具文学意蕴，如《湖滨之月》：“骑归疲极。晚餐后沐浴更衣。精神为之一振，乃与郑子散步于湖滨。时已夜午，万籁俱寂。而一角残月，斜挂塔头，倒影入湖。丝丝如银，久之忽有伊牙声。盖小艇载客夜游回。一粲者发丝随风飘舞，固绝好一帧画图。徘徊久之，不忍遽去。至今犹深印于脑海。”其所用文言典雅别致，有人物、时间、地点、游览过程等，描写和抒情细致入微，其独特的旅游经历和审美视角可引起旅游爱好者的共鸣，如“一角残月”“发丝随风飘舞”“一帧画图”等，引发出黄庭坚“车驰马骤灯方闹,地静人闲月自妍”之类的艺术想象，从而构建出唯美的文学意象。［15］加上又配了图片，是小而全的游记典范。

《旅行杂志》中此类游记的数量较多，1927—1949年间的200余篇浙江游记中60%为传统的文学类游记。如周瘦鹃《富春江上》、赵君豪《莫干山小记》、戴裕仁《普陀游记》、陈万里《浙东游记——诸暨、五泄山、义乌、东阳》、沈轶刘《剡溪南明九峰丹崖速写》、俞心敬《雁荡纪游》等。

（二）报道性的记者游记

这类游记出现于近代报刊业和旅游业诞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成立和一大批旅游类刊物如《友声》《旅行杂志》《旅行周报》等发行后，在某个有利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活动举行或铁路、公路开通之后，是由记者专程游历采访之后所写的见闻，重在新闻式报道，如中国旅行社商请路局开设“杭游专车”开辟了专线以后，不仅《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记述游历经过（如他曾记叙1928年4月5日至9日的杭游专线活动）［16］，一般记者在每次活动后也有专门报道。

如某记者的《游杭专车往返记》介绍了清明节各机关、洋行及学校皆放假时中国旅行社应春游者之需要，助仕女之逸兴，商准路局特开游杭专车（之前已举行几次），又开设3月28日至4月1日游杭专线，参加者500人，描述了出发那天车马塞途、仕女如云，各路采访记者到来的盛况。其中上海棕榄公司赠送每位游客香皂、牙膏、爽身粉，旅行社也随车出售《旅行杂志》“以解游侣之沉寂”，晚餐则由一枝香承办（比寻常车餐要精洁），沿途小站不停靠，直接到杭，深夜大雨倾盆，杭州分社已事先约定路局公共汽车分载游客到旅舍。其间一名沃女士被车夫击伤头部，杭州分社主任请医诊治慰问，公安局、公路局亦派员道歉并面允严惩凶手，后沃女士徜徉湖畔时伤已稍稍平复。待29日雨霁日出、湖山新沐、寒柳含苞，游客们欣赏了春光未尽泻的“缺憾之美”。［17］

如某记者的《试组超山探梅团记》也颇曲折地记录了虽连日风雨，但仍有游客坚持从杭州湖滨赴超山探梅，终于欣赏到了“苍老古艳，清香幽静”“仿佛桃花源里，胜于孤山”的超山梅花，流露了同行诸人莫不豪兴凌云、畅游欣赏的绝佳心情。［18］

又如冯柳堂（曾任《申报》商业新闻版主编）《杭州湾头之名胜古迹》，描写了沪杭公路滨海一带的海盐、海宁景区，尤其是南北湖的鹰窠顶观日月并行、黄沙坞修养胜地以及塔山坝、鱼鳞塘的独特风景。［19］

此类报道性游记在《旅行杂志》中的数量不如传统文学类游记，1927—1949年的浙江游记中约30篇为记者或编辑所写。这一类由报刊杂志记者采风后为服务旅游业而写的游记其实已具有现代旅游广告（软文）的特征。正如Dann从社会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合“旅游语言的社会控制”角度所提出的游记概念：游记是作者根据旅游经历写成的评价性报道，其目标读者基本上是旅行前阶段的潜在游客，具有选择性、主观性以及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性。［20］

古代传统游记，特别是名家游记无疑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旅游地的名声，为游踪（线路）开发提供了思路，但旅游业诞生以后，民国旅游刊物游记的文旅价值与古代游记相比，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具有为旅游者群体服务的写作意识

古代游记作者，无论是徐霞客还是柳宗元、白居易等，或志在四方，或寄情于山水、托志于文学，大多为实现自我抱负、抒发个人性情而书写，并没有明确、固定的读者对象。即使是近现当代的名家游记也往往如此。而民国时期刊登在《旅行杂志》的游记，无论是传统文学类游记还是记者游记，由于写作者或是自己投稿或是被约稿，因而基本上属于有计划写作，都有一个特定的旅游刊物读者群的意识，能在客观上促进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的兴趣。尤其是记者游记，大多抱着诚实的态度记录着游程。如赵君豪曾简要概括了杭游专车的四大益处：（1）利用假期经济实惠，既得游观之乐，又无废时之虞；
（2）享用舒适，车中餐点由一枝香菜馆承包，本社（中国旅行社）车务部人员率同各招待照料旅途生活；
（3）行程迅捷，小站不停靠，4小时可从沪抵杭；
（4）旅途中大家一笑相逢顿成好友，精神愉快。同时也叙述了某次4月5日下午在上海北站出发时，由于一部分外国人赴莫干山也坐此次专车，致使座次偶有参差，旅行社在火车上的办公室只能开放，职员只能暂作“牺牲”把座位让出来。［16］另“杭游专车”记者有一次对游客头部被车夫击伤后旅行社如何请医诊治、探望照顾和返途中路局临时取缔半票以致客人在补票时有抗议的意外事件也进行了描述。［17］这些体现出作者下笔时都注重叙述一个完整的游程，有宣传旅行社竭诚为游客服务的意识。

同时，这两类游记的文字均以文言为辅、白话为主，雅俗共赏，娓娓道来，而且还配有古代游记没有的实景照片及形象说明，如珍重阁写绍兴镜湖的纤道“长堤似带一望无际”，兰亭之“曲水流觞”“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等都因为有真实图片可使旅游者群体身临其境［21］；
又如火雪明追忆过去的胜迹，写下游览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岳王庙、灵隐寺等景点的文章，配有7张风景照片，直接点明可“聊当卧游”［22］，为旅游爱好者提供神游素材。

（二）旅游方式、线路可为当代旅游开发提供丰富思路

从古代游记中，我们固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现在仍然存在的旅游方式、景点以及旅游线路，如西湖的湖心亭、小瀛洲，古今都需乘船抵达，其湖、亭、竹、月等景致也有相似之处，但总体来看，古代的很多交通方式和旅游线路已湮灭消逝。而民国普通游记数量众多，可供参考的内容更丰富，因时代更近也更具借鉴价值。像民国时随着交通业的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出行方式和观念今人仍可效仿，甚至还自叹不如。如秦理斋记述了他和友人先委托中国旅行社把自己的汽车通过铁路从上海托运到杭州，在杭州火车站出来坐上自己的汽车以后就驱车走宁杭公路、浙皖省道、杭海（杭州—海宁）道、萧绍公路（曹娥江畔隔江即为沪杭甬路宁波段铁路起点）等，然后再把汽车托运回上海，可谓中国最早的自驾游。他在游记开头即写道：“今日旅行方法自汽车风行为之一变……挟二三友侣一车风驰可以走遍全国登山涉水无不如志”，“一路岭谷之美，所谓会稽山水自古与江潮并称，久已脍炙人口……梦魂不忘也”。［23］百年前这样自驾旅行的洒脱方式岂不令今人羡慕！又如火雪明写了作者和游侣在西湖边腰挟酒瓶沿路痛饮的豪兴，其中描述六月十九日（观音生日）到灵隐和净慈寺烧香的善男信女乘橹泛西湖要游玩到黎明才罢，这西湖“伟大的夜游”线路正是近来提倡的“夜间旅游”可以借鉴的。［22］

另如1928年沪杭甬线（铁路）开通之后中国旅行社车务处专门发了一个《沪杭甬线》启事，告知大家该铁路沿线风景冠于全国，如松江之佘山、醉白寺，嘉兴之南湖烟雨楼、落帆亭，硖石之紫微山，杭州之西湖十景六桥三竺等。［24］这些线路的游记在后面几年的杂志中较多出现，也可拓展今人的旅游开发思路。

（三）独特的景观意象可增加旅游地时空文化意蕴，提高旅游体验品味

一个景区，如能有文化的积淀并得到充分挖掘，就会让旅游者产生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有些景点可能只有一块残留的青石板甚至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有沧海桑田的历史传说或者真实故事可以阅读体会、多元体验的话，就会远胜于看到一些虚假的崭新的仿古文物。

以杭州的西兴古镇为例，这里曾经是钱塘江的古渡口，是越国的西施被送往吴国之前梳妆打扮、登船启航的地方，是古钱清军事基地的屯兵之处，但现在已没有了铁岭关和关外的滚滚浪潮，也不见了人们纪念范蠡的城隍庙，所幸的是有运河的埠头、民国的石板和解说牌上的相关文字，还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一定的历史意蕴。但遗憾的是西兴的开发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民国时期的西兴意象没得到充分挖掘，以致古镇景象不够丰富，旅游体验的想象空间也较为狭小。而如果阅读过《旅行杂志》中红蕉的《旅途中的凄惶》，就会被里面所展现的义渡口、轮船、沙地（从渡口到车站的一段路）、藤轿和被称为“沙鸭”的绍兴轿夫、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过塘行和旅舍、吆喝“店王大店王我格里吃饭（绍兴方言）”的饭店伙计（作者评价他们是殷勤可怜）、极其美味的枣泥大麻饼等很有感染力的西兴旅行画面所吸引。这是一篇细致感人的游记，描写了一个感觉无聊而烦闷的女子，抱着旅行可以增加知识和有益健康的念头，独自来到并没有多大名誉但却有好风景的西兴（当时到达西兴的部分旅游者也会前往有着大片雪白芦花和钓鱼小舟的湘湖），感受到了轿子里的游客有时会下去帮助船夫摇橹的可贵的合作精神，领略到了“沙地上远远而一只小似一只的凉亭。残月带在藤轿的簾角上，兀自地安慰着旅行者说：‘你不要悲怆，你瞧江边的红日红得这样可爱，方从地平线上佯羞半遮着脸儿窥你……’”［25］的美感，一次凄惶的自由旅行最后以回到上海时感到身心愉快而结束。旅游开发者如能借助此类纪录片似的游记，加以旅游体验空间创造和旅游美食研发（如文中提到的枣泥大麻饼）等，定会大大提升古镇的品味和游趣。

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8］，而游记就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方式和时代变迁特征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正式诞生的民国时期的普通游记，特别是旅游刊物上所见的传统文学类游记和记者游记，能更加丰富、立体地展现文化和旅游价值，对当代旅游开发和旅游者的多元化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旅游者那份不惧战争灾难和旅游设施简陋而依然热爱出行的精神，旅游记录者那份不畏艰辛、真实细致地反映旅途生活和旅游服务的品质，在很多游记中都得到了体现，经过艰苦旅行更知祖国山河的壮丽和“君子比德于山水”的美好风范，更知旅游服务工作在如何激发旅行兴致和保障旅途顺利方面的琐碎和不易，等等，都是让我们可以更深入挖掘民国普通游记价值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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