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薇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中国病毒学(英文)》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1)
编辑队伍的整体素质决定着出版物质量。编辑人才的培养需要优质而具有针对性的继续教育培训。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出版业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工具、新媒体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对编辑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的挑战。
我国自 2001 年开始建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和人事部、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实行全国统一的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出版专业资格成为出版从业人员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所必备的素质和能力认定[1]。
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7号)公布，我国开始实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确定了“国家对在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对职业资格实行登记注册管理”，并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应按照规定参加继续教育”[2]。
2011年，国务院对《出版管理条例》作出修订，增加“国家对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从事出版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取得职业资格[3]。
关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2010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本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明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其中，接受新闻出版总署当年规定内容的面授形式继续教育不少于24小时。”该“规定”具体明确地提出了注册责任编辑参加继续教育时间和形式的要求。2011年也被认为是编辑继续教育走上规范化的起始年[4]。
2015年8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本规定将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累计时间定为90学时。2020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并细化了继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优化了学时计算标准。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进行了政策解读。至此，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管理及继续教育培训有了清晰明确的依据[5-8]。
随着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切实推进，编辑职业培训得到国家、出版机构和编辑个人的重视。编辑继续教育在宣传国家新闻出版方针、推行国家行业标准、提升出版人才队伍专业素质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编辑继续教育经过了十余年的实践与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笔者通读近年针对编辑继续教育的调研分析文章，结合自身经历，探讨继续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9-13]。
虽然出版总署“鼓励并引导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具备培训条件的社会办学单位参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且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明确“国家新闻出版署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承办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机构及其培训范围、教学内容、收费项目和标准等”，实际上培训市场并不规范。国字头和行业学会、协会组织的编辑培训没有形成系统化、规模化，而各类非公益机构组织的培训乱象横生。
据笔者查询，目前开展编辑业务培训的行业机构包括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中华出版促进会、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印刷博物馆等。虽然大部分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行业学会以及协会的培训通知在自有网站有公告公布，但部分培训机构的培训通知是通过非官方邮件发送，让人无法判断真伪。且由于类似邮件过于频繁，常常被归为垃圾邮件，容易错过培训报名时间。
此外，部分机构的培训计划的预先性不强，培训时间不固定，编辑无法提前安排学习工作计划。大多数培训是在开课前一两个月发布通知，编辑收到通知后仓促间很难协调工作，参加自己需要的培训[14]。不少培训的主办方为了吸引编辑参加学习，将培训地点安排在旅游城市，加上学习纪律要求不严，造成“求学”变成“游学”，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培训课程报名费基本超过千元甚至有数千元之多，加之差旅和住宿费用，对于出版单位和编辑个人来说都是不小的一笔开支[15]。且部分培训课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课程质量不佳，收费虚高且存在混乱现象[16]。一些培训机构并没有培训资质，在发布培训通知时故意含糊其辞，让人误以为其培训课时获得了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认定。笔者曾在一周内收到过不同邮箱发出的同一机构组织的同一期培训班的报名通知，但两份通知上培训费用相差近一千元。这种课程安排和收费乱象亟待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整治和规范。
目前继续教育的培训方式仍以面授为主，以网络为辅，而参加网络远程培训每年最多不能超过40学时，无法满足编辑的培训需求[17]。许多出版社编辑人员不足，一些编辑部一人多岗、一岗多责，工作繁杂沉重。编辑除了常规处理稿件的工作，还有编辑部各类杂项事务需要处理[18]。编辑参加线下面授的形式进行继续教育培训，势必占用工作时间。不仅给同事造成压力，且需要占用休息时间加班完成剩余工作。如果培训地点设在省外城市，获得领导批准的几率就更小。因此每年完成学时任务十分困难[19-20]。
早在继续教育培训执行的第一个五年，即有编辑反应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内容的问题[21]。问题基本集中在教学设计枯燥、教学质量低下、课程缺乏针对性、网络教育平台知识陈旧以及评价标准不规范。而部分问题至今依然存在[22-23]。
以最早的出版从业人员在线继续教育培训平台——“全国宣传干部网络培训平台”为例，平台提供政策与理论、时事与政治、编校实务、版权贸易、职业发展知识五大板块的录播课程。虽然平台每年都会更新近百学时的课程，但由于该平台应对的是整个出版行业的从业人员，课程设置和知识体系较为宽泛。除了政策理论和思政教育课程，其他的课程缺乏针对性，对编辑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不强[24]。
同期参加培训的人员既有图书编辑也有期刊编辑，既有青年编辑也有资深编辑，甚至社科编辑与科技类编辑同一期参加相同内容的培训。为了兼顾所有人需求，课程设置就很难面面俱到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人员的需求。课程内容无法应对需求，编辑的积极性不高，学习就变成了走过场，使得现在的编辑继续教育成为“鸡肋”[25]。
此外，虽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认可“所在单位或者相关机构组织的与本单位出版范围相关的专业类培训”，但现有的培训课程针对科技期刊编辑的专业培训内容少，满足不了学科知识的培训需求。李玉乐等调研显示，科技期刊编辑人员最期望的继续教育培训形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继续教育培训班、专题讲座和学术会议。而对科技期刊编辑最有帮助，也最快获取前沿专业知识的学术会议，并不包含在编辑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中[10]。
新工具、新媒体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对编辑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教育培训体系需要不断优化以应对挑战。基于前文论述的诸多问题，笔者提出编辑继续教育发展的若干建议。
由于培训组织者主体多元化，目前培训班良莠不齐且价格混乱，相关部门对培训市场管理力度不够。建议首先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多方研讨会，在理论上提出行业发展指导意见。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行业学会及协会对培训市场制定统一的规范要求。
各行业学会及协会应该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听取各方合理意见，制定统一的课程大纲，编写系统规范的培训教材。行业内非营利性学会、协会应当承担主要的培训任务，邀请各自行业内部的专家备课授课，组织成员单位编辑开展继续教育培训。
同时应强化监督机制，合理规范行业市场健康运行。对培训机构采取资质认证制度，定期在权威网络平台公示培训机构备案和资质。统筹全年培训计划，巡视监督培训课程，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的培训，切实有效地提高行业教育水平。
目前主要的培训课程多是请业内专家做专题讲座，以一对多的形式授课。往往只有老师在台上播放课件，侃侃而谈，很少留有时间给大家互动。而编辑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需要通过一对一提问交流而获得解决。但是由于课程设置和时间问题，没有足够机会互动请教。建议在培训课程中设置专场专题交流环节，在培训报名时广泛收集编辑希望得到指导的具体问题，邀请专家在培训现场答疑解惑，提高培训成效。
在培训课程的安排上，期刊社、 出版社与报社，学术性期刊与非学术性期刊，社科期刊与科技期刊等各类编辑全部混编在大班中学习，甚至有刚入行的编辑和从事出版专业多年的资深编辑一同上课的情况。实际上不同编辑的从业情况和知识体系存在层级差异，各位编辑老师的学习需求是不同的,应当按照编辑工作的不同年限开设编辑培训课程[26]。
对于初入职场的编辑，可以更多的考虑设置编辑职业道德、思想政治素养、出版规范、出版法律法规等课程。而这类课程可以广泛邀请各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进行授课。此举不仅解决了资深编辑的继续教育学时问题，听课的编辑老师也能更快地抓住重点问题，掌握行业规范。而对于资深编辑而言，需要的是专业技能的提升和对新出版模式的认知。在传统出版模式受到挑战的信息时代，要求编辑积极认识和接纳新媒体、融媒体出版模式，针对资深编辑设置这类课程很有必要。
此外，需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培训内容，按照编辑的职能范围和实际需求分别设置专项课程。编辑不仅仅只同文字打交道，责任编辑更要负责稿件的审理、加工、校对、甚至装帧设计、排版、印刷这样一整套环节。这对编辑各方面的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而科技期刊编辑更常常身兼数职，除了对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把关，在收稿后还需要对稿件的语言和写作进行润色，更对论文图片规范化处理，部分期刊还有封面设计需求。因此，除了国家现行的出版专业从业人员的公需科目以及专业科目外，呼吁相关部门根据学术编辑的实际工作内容，积极拓展课程范围，帮助编辑全面提升职业技能。在合乎规定的前提下，邀请专业诸如科研绘图公司、语言润色公司、数据分析公司的专业人员前来授课。这些公司的专业人员常年服务作者，专业技能过硬，对作者思维和行业动向非常了解。广大编辑可以从这些技术人员那里反向了解作者需求，更好地为作者服务。又譬如， 我国自2016年开始依照《地图管理条例》加强地图管理。该条例要求出版物中插附地图需要提交主管部门进行审核批准才能发表。这要求出版从业人员对地图的编辑和审查有清醒的认识和专业的知识，因而邀请专业测绘及地图审查人员对广大出版技术人员进行教育尤为重要。
早在1998年，郑晓南等人发文，详细介绍了世界著名杂志对编辑资质的要求，剖析了国外科技编辑教育培训的内容、方式、机制和途径，为国内出版界编辑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借鉴[27]。王敏等人撰文综述了国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主要模式，同时对比国内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提出了若干建议和对策[28]。在国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当下，中国的科技期刊需要一批拥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出版专业人才为之奋斗，才能在世界舞台与国际科技期刊同台竞争[29]。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同行的丰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有关部门可以积极参与组织国际化出版行业会议，鼓励国内编辑参会，推进国际交流[30]。培训机构应积极组织专家翻译优秀的编辑出版学著作，邀请国外杰出的出版工作者来华讲学，分享经验。对于科技期刊，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派编辑人员到海外学术、出版机构开展学术访问、参与国际交流。科技期刊编辑需要积极学习顶级期刊编辑经验，了解和掌握国际学术发展动向，拓展国际视野[31]。
与以往相比，2020年施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对继续教育形式和学时认定采取了灵活方式处理，认定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承担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参与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审题阅卷工作、出版物质量审读评审工作、担任授课(报告)人等形式也属于参加继续教育。但能够有资格参与这些工作的普通编辑十分少，且学时折算之后难以满足90学时要求。因此，需要改革继续教育的学时制度，注重培训的质量而非时间，从而保证高效而有针对性地完成继续教育培训[32]。
对于科技期刊的学术编辑而言，现有的培训体系缺乏相关学科知识的培训。建议有关部门在审定学时制度时，考虑将有助于学科编辑了解学科发展前沿的学术会议、学科沙龙、以及业内交流研讨会等包含在继续教育形式内[33]。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组织线下面授课程培训十分困难，网络培训的优势更为凸显。网络培训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课程考核和学时记录更为智能便捷。网络培训使得编辑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业余时间自行安排课程。不用脱产异地培训，不仅节省了住宿和差旅费用，更是对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呼应。网络培训使得编辑在课程选择上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学员可以根据自身短板和需求开展自主学习，素质提升更具针对性。
继续教育是培养和提升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素养和储备高级人才的重要途径。编辑人员作为出版发行行业的主体，其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出版物质量，对编辑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必须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相关部门应重视编辑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监督与改革，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合理优化继续教育制度和课程。每一位出版工作者都要正确认识出版工作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积极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提升自身素养，争取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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