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桃力民红色文化的价值意蕴及传承发展

曹海平

（1.内蒙古鄂托克旗政策研究中心，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10；
2.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3.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和理论学界热切关注的焦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表述体现为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华民族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具有内在的、强大的自我凝聚力，中华民族成员每当遇到重大困难或者考验时，总是能够自觉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和安定。

学界目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理论方面主要以“认同”为中心，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形成机理、运行逻辑、价值意蕴等；
实证方面主要从历史和现实领域探索和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各种佐证材料和经验依据等①。

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价值理想的综合反映。红色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时代精神同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结晶，一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2］。沈成飞、连文妹认为，中国特色文化传统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核，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和解放过程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是红色文化的价值外延，红色文化对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标识中国特色、提升国家认同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3］。李维军、杨丽谈到红色文化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联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二者的内在关联，指出红色文化既是近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获得胜利的精神总结，又是新时代传承奋斗基因、凝聚人心的显著资源优势［4］。龙柏林、李秋梅认为，红色记忆作为历史文化记忆，能够增强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认知、提供共同体成员身份识别码、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重要的基础［5］。董慧、王绪念认为，新时代需要对红色基因进行历史溯源、特质解码、精神书写、活力激活，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逻辑起点，在情感认同中奠定价值支撑，在信念坚定中凝聚强大合力，在学史实践中丰富路径选择［6］。

我们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情感诉求，体现了各民族高度的价值认同和爱国情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重要作用，多次对红色文化的保护、利用、传承作出指示和批示，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7］。我们在新时代要继续守护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筑中国梦注入不竭的精神力量。

桃力民的蒙古语是“查汉桃日莫”，汉语译为“向阳的白泥壕”［8］。历史上的桃力民地区主要指今天以内蒙古鄂托克旗桃力民村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一片地方［9］。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以来，经历了土地开垦和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桃力民地区逐渐发展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重要屏障和民族统一战线试验地。

综合考察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以来桃力民地区的社会环境发展变迁，重点探讨桃力民红色文化的形成过程和价值意蕴，对新时代促进桃力民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承提出建议，这是本文的写作思路和目的所在。

（一）移垦时期的桃力民地区

桃力民地区的开发，主要是在清朝末期以来清朝政府“放垦蒙荒”政策下进行的。此前进入桃力民地区一带的主要是行脚商人和以租垦为主的穷苦农民，他们春去冬归、往返两地，被称为“雁行人”②。1901年，清政府受“庚子赔款”的影响而面临内外交困的财政压力，不得不从控制放垦转向倡导放垦，以此国库、稳固边疆，桃力民地区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拉开了放垦的序幕。1901年，清廷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的开垦晋边蒙地，包括伊克昭盟十三旗在内的牧场③。1902年，奕谷被清廷委派为督办垦务大臣，全权负责包括桃力民在内的伊克昭盟等地的垦务事宜④。

至此，桃力民地区逐渐从人烟稀少的牧业地区变为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的半农半牧地区。

桃力民地区的放垦和社会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桃力民地区周边陕西、宁夏等地区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连年耕种而导致日渐贫瘠、人地关系紧张；
桃力民一带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另一方面，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的边疆政策从早期“禁垦蒙地”到清末“劝垦蒙地”的转变，是桃力民一带快速开垦的主因。1919年，原属于清政府驿站地的大克泊尔、木凯淖尔、伙房梁等地被当时的东胜县放垦给边商，称“六台塔并”；
当时盘踞在桃力民一带各类军阀奸商的滥垦也是重要原因。国民党二十六师在1943年强迫鄂托克旗开放乌兰吉林、口口井（框框井）等地，国民党八十六师在1940年强迫杭锦旗开放尔麻加汗、古城梁等地，桃力民地区亦在其中⑤。截至1949年前夕，鄂托克旗所在的桃力民地区的人口规模因放垦而增加了三千三百多户，二万三千多人；
杭锦旗所在的桃力民地区人口增加了五千多户，三万五千多人，两地共计八千三百多户，五万八千余人⑥。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桃力民地区

1.中国共产党在桃力民地区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和蚕食，处于时称绥远省（时称）腹地的桃力民地区在所难免。1938年初，日本派兵血洗了桃力民地区的干海子村，1940年农历九月轰炸了桃力民庙会会场，犯下了滔天罪行［10］42。1935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派地下党员潜入桃力民地区深入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组织，领导桃力民地区人民成立武装队伍，开展抗日活动。桃力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发动各民族群众抗日救国的重要根据地。彼时，作为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杨子华以教学先生的名义公开活动，创立了桃力民小学，以课堂教学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1］。193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相继在桃力民地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桃力民工作委员会等地方政权，组建了桃力民自卫军、桃力民游击队等地方军事武装力量，桃力民地区一度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西部重要的红色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桃力民地区领导创建的地方政权及代表人⑦，见表1。

表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桃力民地区领导创建的地方政权及代表人

2.国民党在桃力民地区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桃力民地区积极抗日的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桃力民地区的渗透和控制。一方面，国民党不断向桃力民地区派员、建立党部、推行党务；
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断增加对桃力民地区的军事部署，插手地方政权，同中国共产党频频发生摩擦。国民党于1941年春将中国共产党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排挤出桃力民，随即成立国民党桃力民办公室（后改为国民党桃力民办事处），设立国民党绥远蒙旗党务办事处，成立了国民党保安团、推行保甲制。十余年之间，国民党相继向桃力民地区派出的兵力包括八十六师、四十一军骑三旅、新三师（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三十五师、新二十六师等，以及由国民党后期控制的桃力民伪保安团等。除了骑三旅和新三师进行过有效积极的抗日活动之外，国民党派驻的其他兵力基本都同中国共产党搞摩擦、争夺领导权［12］。国民党当时在桃力民地区的活动应当一分二来看。抗日战争前期，国共合作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保家卫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因独裁野心而与地方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愚害百姓，极大地破坏了桃力民地区的安定团结。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桃力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团结各族群众共同抗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桃力民地区也因此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北部边区的重要屏障和战斗堡垒。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桃力民地区

1950年3月8日，绥远省（时称）人民政府决定设立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接手国民党在此设立的桃力民办事处；
1951年6月1日，桃力民中心区人民政府宣布撤销，分属鄂托克旗和杭锦旗两旗管辖［13］，至此，桃力民地区走完了历史旅程。作为革命老区，桃力民红色精神被传承赓续。历经土地垦殖、战事洗礼、灾害侵袭后的桃力民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需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重建家园。总体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桃力民地区主要处于生产实践和生态建设的探索之中。

第一，兴修水利，开辟灌区，实行移民。1966年至1971年，当地人民政府在巴音陶亥（今乌海海南区巴音陶亥镇）等沿河地带开垦农田。预计当时由桃力民地区向黄灌农区迁出的人口五千余户、三万人⑧。1977年至1980年，当地政府在鄂托克旗新地、碱柜等地兴修水利，发展水浇地约三万亩，粗略估计从巴音淖尔、早稍、公其日嘎、木肯淖等地移居此地的人口约一万六千五百人⑨。

第二，移民扩镇，扶贫搬迁，退耕禁牧。土地退化和饮水困难从根本上导致桃力民一带人民生产、生活长期贫困。为了有效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当地人民政府积极探索通过实行易地搬迁和生态移民的方式帮助桃力民地区群众转变生产方式和生产观念。1990年至1992年，在当地人民政府的带领下，从鄂托克旗桃力民等地区迁至乌海市乌达区河拐子和东风农场务农的人口共有二百六十五户，一千一百零七人（含迁移到今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乌兰镇包日塔拉中心村的少量人口）⑩。1998年起，地方人民政府继续加大对桃力民地区生态移民的投入，不断通过选址、规划、布局，有步骤地将人口转移到安置点。2009年起，当地人民政府在棋盘井镇、乌兰镇、蒙西镇等地新建安居房，共转移安置人口七百二十户、一千九百五十五人，整体退出区面积达三十一万亩⑪。

第三，封沙育草，植树造林，重建生态。鄂尔多斯位于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的中心地带，土地的滥垦加剧了草原的沙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地人民政府因地制宜，采取“乔灌草结合”“封固造结合”的方式在桃力民地区一带封滩封沙育草、禁牧休牧、人工造林、飞播造林。桃力民地区通过种树、种草等一系列方式逐渐摆脱贫困，走上生态友好型道路。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实现，桃力民革命老区已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人民群众的生产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各项事业有序推进，未来将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桃力民地区的历史是一幅体现保家卫国斗争、生态家园建设、民族统一团结的生动画卷。桃力民地区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斗争、积极生产、积极发展，形成血脉相依、水乳交融的共同体，这既是桃力民地区红色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是桃力民地区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核。

（一）生态观中的桃力民红色文化

桃力民红色文化生发于中国草原地区特殊的地理生境，体现了各民族在生态保护、生态建设中的朴素理想和行为取向。在桃力民地区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生态实践观念。蒙古族在历史上是游牧民族，草原生态是蒙古族民众得以繁衍生息的基本倚仗，蒙古族民众历来十分注重保护生态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古代的鄂尔多斯“草木茂盛、禽兽出没”，是一片水草丰美、林地茂密的天然牧场，诸多民族先后在草原上繁衍生息。《史记》记载，纪元前后，匈奴人“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14］635，“逐水草而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4］635；
蒙古人在13世纪随“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15］。这些历史记载都体现了草原民族朴素的生态思想，四季转场、轮牧休牧，使草场和牧场得以休养生息、永续利用。桃力民地区的土地曾经在各种力量的参与下遭到无序开垦，草原生态被破坏，地方群众的感情和利益受到伤害。不断垦殖导致桃力民一带的草原生态环境形貌和气候特征发生了重大改变，牧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恶化，随即爆发了各种抗垦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当时“以粮为纲”和“多种多收”等生产思想的指引下，内蒙古地区从盟到旗再到各个乡村、嘎查，“倒山种田，广种薄收”到处可见，土地垦了荒、荒了垦。桃力民地区也不例外，尤其是位于桃力民地区的公其日嘎、召稍、木凯淖尔、巴音淖尔等四乡最严重，90%的土地被轮番开垦，整个鄂托克旗沙化的牧场达到二百三十万亩、弃耕的田地六十万亩，总开荒面积五百四十万亩，导致沙化的土地约八百万亩［16］。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的后果是农业和牧业连年歉收，桃力民地区一度沦为当地典型的生态型贫困区。在“沙退人进”的经验教训下，地方人民政府不断调整产业布局，引导桃力民地区群众走出贫困，重塑发展信心。

1961年，当地人民政府确立“以牧为主，结合畜牧业、发展多种经济”的经济建设方针，初步开始调整桃力民地区农牧产业结构，保护牧场。1966年，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的原则实施基本农田、草牧场规划，调整人口布局。从1978年起，当地人民政府继续按照“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农牧林水综合治理”的生产方针，引领桃力民地区群众调整农牧结构、转移人口、退耕还牧。1980年，当地人民政府重新划分农牧区，桃力民地区大部分被划入牧区。从20世纪90年代起，当地人民政府着力引导桃力民地区群众进行生态移民，以缓解人多地少、生态退化的矛盾。进入21世纪以来，当地人民政府将生态建设同优化产业布局、扶贫开发结合起来，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和异地扶贫搬迁工程，引导桃力民地区农牧民不断转变生产方式，重建老区生态环境。生活在桃力民地区的各族群众在当地人民政府的带领下，不断发扬革命老区优良传统，积极转变生产观念，通过开展生猪、土鸡、欧洲雁等绿色有机养殖业，走出一条生态环保和生产发展的协同经营道路。

（二）文化观中的桃力民红色文化

桃力民红色文化融合了生态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主要具有两个特质：文化包容和文化自信。

就文化包容来看，桃力民红色文化是蒙古族和汉族在文化领域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是农牧文化互相碰撞的结果。桃力民地区地处草原腹地，周边是晋陕宁等农耕文化区。随着土地垦殖的深入，来自晋陕及后套（例如巴彦淖尔地区）的汉族农民首先到这一带种地或者经商，这里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集交换点和民族杂居区。频繁的经济交流和思想碰撞，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物资支援。1938年8月，桃力民根据地的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各民族人口三十多万，耕地一百多万亩，牛、马、骆驼、羊等牲畜近一百万头（只）［17］。当时桃力民抗日根据地每年平均约向一万名党、政、军脱产人员供应粮食、肉食、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些都是当时桃力民地区人民群众在勒紧腰带、积极生产中提供的。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蒙古族民众和汉族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层面的交流进一步加深。各族群众在语言、生活、生产、文艺等风俗习惯方面不断交流、借鉴，取长补短，融合趋同。总体看来，汉族群众在桃力民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商贸活动满足了当地蒙古族群众的日常需求，蒙古族丰富灿烂的文化技艺和生存智慧也感染着其他民族的群众。在革命斗争的历史洪流中，汉族和蒙古族日益结成互鉴互学、互帮互助、互信互赖的共同体，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西部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为抗战和解放凝聚了人心和力量。

就文化自信来看，一方面，桃力民地区是当时西方宗教势力觊觎和活动的重要地区。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放垦较迟的桃力民地区一带遭到西方宗教文化势力不同程度的渗透。1898年，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桃力民地区一带的大克泊尔（现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管辖）等地建立教堂，妄图对当地群众实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1900年，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分别爆发了反抗西方洋教组织的独贵龙运动，独贵龙与义和团、红灯照等反洋教民间组织互相配合、遥相呼应，有力地打击了西方宗教势力的恶行［10］3—6。

另一方面，随着陕北革命的蓬勃发展，桃力民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内蒙古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等进步学说的先行区。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内蒙古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为桃力民地区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此前，史仙舟、杨子华、韩是今、赵通儒等中国共产党人分别以各种形式进入桃力民地区，开展中国共产党宣传和抗日活动。1938年秋，桃力民地区建立三十多个党支部、团支部。乌苏吉尔汗、高劳吉尔汗、小湖、阿木尔龙贵、脑高岱、巴拉亥等地都建立了党支部、团支部，桃力民地区周围有木肯淖、大克泊尔、木花稍、红石头井、五台塔并等五个支部，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在爱国主义进步思想文化的感染下，当地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参军，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三）民族观中的桃力民红色文化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主管蒙古族和回族工作，争取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等民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经过认真调研，向中共中央提交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被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⑫。《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聚居地方自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具体政策，成为当时指导桃力民地区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南。

桃力民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团结工作试验地和示范地，主要民族工作归纳如下。

第一，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争取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在民族宗教上层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当时伊克昭盟（现更名为鄂尔多斯市）上层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坚决抵抗德穆楚克栋鲁普（俗称“德王”）和日本侵略者的军事攻击；
积极动员各族群众共同开展抗日斗争，巩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斗争形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桃力民地区相继成立桃力民地区抗敌后援会、桃力民抗日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积极团结国民党、开明地主绅士等各阶层人士抗日救国。1939年3月，中国共产党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为了团结抗日，广泛团结各抗日阶层，主动将桃力民抗日动员委员会改为“桃力民蒙汉联合抗敌委员会”，由新三师科长齐希古任副主任，武殿才、徐登富等中共地下党员为工作人员。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和争取了民族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使他们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⑬。

第二，积极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发动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团结一致、保卫家园。

一方面，桃力民地区先后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在当时桃力民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桃力民地区建立了多个宣传队、演出队，通过写标语、办墙报、唱歌、演戏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多次在这里上演。

另一方面，桃力民地区组织动员当地农牧民、地方绅士等各阶层人士捐献军马、牛羊、绒毛等物资以及粮食，积极支援前线。军民鱼水一家亲，当地群众视抗日部队为子弟兵，主动将粮草、肉食、煤炭送到部队，主动腾出房子给部队子弟兵居住。一首《送粮快板》在桃力民地区传唱至今：“桃力民、木花稍，抗日情绪实在高；
东西桃楞脑高岱，这些地方尽老财；
宣传队，跑得快，一天动员几口袋（粮食）；
动员得多拿不动，牛车拉来马车送，骆驼日夜驮不尽，支援前线打日本！打日本！”［18］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积极指导桃力民地区开展经济建设，开办了供销合作社和毛纺厂等经济组织。

第三，注重培养民族干部。乌兰夫等人在桃力民地区创办了随军子弟小学（房东小学）和军政干部学校并且亲自授课。军政干校招收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以及部队中有文化基础的蒙古族和汉族学员八十余人，进行军事、政治、文化培训，为后期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干部队伍基础。桃力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族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日本的侵略无法南进，而且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激发了草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精神。

桃力民红色文化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主旨，生动地反映了桃力民地区民众在革命斗争、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中的多彩历史。再度挖掘和检视桃力民地区的红色文化，对于促进新时代内蒙古地区各项社会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承桃力民红色文化，促进生态建设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观。纵观桃力民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态变迁和生产发展，无不体现着古人的生态思想。早期，游牧民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逐水草而牧，顺应自然，不敢过度索取和任意破坏。清朝末期至民国期间，桃力民地区无序滥垦，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化前期，在“以粮为纲”、支援工业建设等发展主题下掀起一轮垦地高潮，导致桃力民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改革开放以来，桃力民地区在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改革政策，积极转变生产方式，调整发展战略，促进了桃力民地区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地方群众生活的改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两山论”生态思想［19］。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内蒙古建成中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祖国北疆的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为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桃力民历史中的生态实践既蕴含了朴素的生态观，也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对内蒙古和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坚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妥善处理好物质生产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其次，坚决贯彻落实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宏伟战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内蒙古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在调节气候、防风固沙、释氧固碳、维系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系着全国生态建设的全局和整体［20］。地方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做好生态空间规划；
坚持“三区三线”，统筹处理好当前与长远、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全面落实退耕还林还牧还草、草畜平衡、禁休轮牧等制度；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努力擘画“蓝天、碧水、青山、绿地”的靓丽内蒙古。

（二）传承桃力民红色文化，增进文化自信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农牧文化的交融、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引领、和谐生态文化的实践等，共同孕育了桃力民红色文化。从时代语境来看，桃力民地区红色文化不仅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对新时代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桃力民红色文化，发挥红色文化在增强信仰、坚定理想、提升全民爱国主义思想方面的作用。

第一，主动将桃力民红色文化精神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积极推进地方优秀历史文化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结合，引导群众积极传播爱国主义精神，汲取文化自信。

第二，大力推出桃力民红色文化理论成果，编著反映桃力民地区革命时期的党史材料、红色读本、社会经济发展报告，全方位讲好中国共产党在桃力民地区的红色故事。

第三，广泛开展桃力民红色文化主题教育活动。相关部门要通过宣讲稿、讲解词、宣传册等各种形式，挖掘、整理、宣传桃力民红色文化的经典故事；
支持拍摄制作关于桃力民红色历史文化的专题片、纪录片；
鼓励创作符合史实、具有新时代教育意义、群众喜闻乐见的关于桃力民红色文化的优秀文艺作品和节目。

第四，探索发展桃力民红色文化产业。相关部门要立足实际，发展桃力民红色文化经济，建设桃力民红色文化旅游带和红色旅游小镇，不断促进优秀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传承桃力民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形成于近代以来国家危难和民族存亡之际。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⑭的民族观思想，以期能够团结各族人民共御外敌。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认为中华民族由各民族共同建构，五十六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整体格局是“一体”［2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心理、社会等方面取得一致性或者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是中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22］。

桃力民地区地处中国边疆，百年的政治风云和革命斗争将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桃力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作出积极贡献。各族人民在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生态发展的共同目标中结成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例证。今后，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继续用好桃力民红色阵地，通过深挖资源、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等各种形式有效促进桃力民红色文化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价值助力。2020年12月25日，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工期的桃力民红色文化发展中心（原称桃力民爱国主义教育培训中心）正式开馆。新建成的桃力民红色文化发展中心立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统一这两大精神法宝，积极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党性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培训基地。

［注释］

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文献有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 期；
闫丽娟、李智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探析》，载《广西民族研究》，2018 年第4 期；
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2期；
代洪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当代价值》，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徐黎丽、韩静茹：《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含义》，载《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等。

②“雁行人”是指清代以来，由山西、陕西等口里地区进入口外内蒙古草原地区种地、经商等讨生活的人。当时清政府对这些走西口的人有诸多的政策限制，例如不能携带家属、不能携带铁器、不能在口外娶妻等，一般要求春去秋（冬）回，像大雁一样季节性往返，俗称“雁行人”。

③见光绪谕折汇存中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朱批）之岑春煊奏折。

④见邢亦尘：《清季蒙古实录（下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340页。

⑤乌兰吉林是今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下辖的行政村，口口井即框框井，主要位于今鄂托克旗巴音乌素嘎查一带，紧靠荣乌高速和109国道，属于重要的交通驿站地，是对这一带的俗称。尔麻加汗、古城梁均位于杭锦旗锡尼镇，在1951年前后均属桃力民中心区第五区，尔麻加汗是阿门其日格村的俗称，均于1983年更名为现名，于2005年12月划归锡尼镇。

⑥见马步萧：《桃力民的兴衰》，鄂尔多斯日报社印刷厂2006年版，第7页。

⑦上述材料充分参阅了《伊克昭盟志》《伊盟革命回忆录》《鄂尔多斯历史管窥》《乌兰夫传》《内蒙古民族团结史》等书籍，相关内容得到鄂托克旗桃力民红色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

⑧上述数据来源于鄂托克旗档案史志馆历年文书档案，文件名：《批转“关于鄂、杭两旗农牧调整移民座谈会纪要”》，查阅时间：2019年11月10日，查阅人：曹海平。

⑨上述数据来源于鄂托克旗档案史志馆历年文书档案，文件名：《批转“关于鄂、杭两旗农牧调整移民座谈会纪要”》，查阅时间：2019年11月10日，查阅人：曹海平。

⑩上述数据来源于鄂托克旗档案史志馆历年文书档案，文件名：《移民搬迁工作总结》，查阅时间：2019年11月10日，查阅人：曹海平。

⑪上述数据来源于鄂托克旗档案史志馆历年文书档案，文件名：《移民搬迁工作总结》，查阅时间：2019年11月10日，查阅人：曹海平。

⑫李维汉：《回忆延安时期的民族工作》，出自《伊盟革命回忆录（第四辑）》，巴彦淖尔国营杭锦后旗印刷厂印刷，1983年版第4页。

⑬上述材料充分参阅了《伊克昭盟志》《伊盟革命回忆录》《鄂尔多斯历史管窥》《乌兰夫传》《内蒙古民族团结史》等书籍，相关内容得到鄂托克旗桃力民红色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持。

⑭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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